他们都是“80后”的年轻一代。６位刚迈出大学校门，另外４位放弃了会计师、记者、教师等令人羡慕的工作。

 “那种心连心、根连根的感觉一下就抓住了我”

    “苦吗？”

    “与学生们比，算不上苦！”

    “累吗？”

    “有点累！”

    “后悔吗？”

    “不后悔！”

    １０位香港青年志愿者，面对记者的提问，回答坦诚而自信。

    其实，山区的艰苦与香港的繁华相比，可谓天壤之别。去年８月底，他们作为第二届“香港大学生内地支教团”成员，来到湘西吉首市的三所农村初中支教，每月全部收入是赞助商提供的８００元生活费。学校想“照顾”远道而来的香港老师，无奈“力不从心”。散木板拼起来的床板硌得人睡不着觉，宿舍里总是有蟑螂，老鼠窜来窜去……来自香港一家媒体的刘佩姿调侃说：“自从见识了手掌大的蜘蛛，这些都是小‘case’了（小事一桩）。”

    香港新一代文化协会主办的这项支教活动，自２００５年起，每年从数百报名者中选出１０名志愿者到内地贫困山区支教。

    佩姿的家庭并不富裕。自己是家里的老大，妹妹正上大学，父母也到了需要她挣钱照顾的年龄。但是她来得义无反顾，“有些想做的事情，若年轻时不去做，将来可能再也没机会了，那才是一辈子的遗憾！”佩姿说，身在遥远繁华的香港，再怎么关注内地，也是“举着望远镜观望”。只有真正来到这里，那种对祖国的亲情才会在心底突然鲜活起来。

    ２６岁的黎惠敏获得支教机会后，离开了工作两年的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在吉首市矮寨中学的泥土地操场上，在每个星期一早上，她无比虔诚地参加升旗仪式。一天，看到个别学生在唱国歌时不严肃，平素笑容可掬的她一下子发火了：“国歌是代表我们国家的，你们记不记得我们的祖先经历过多少苦难才换来今天的国家，才能拥有一首国歌？”

    学生们平日再调皮，也没有让她这般发火。黎惠敏说：“在殖民统治下出生的我，对国旗、国歌感觉很陌生。也是在那一刻，我才发觉自己发自内心地不满意别人不尊重国歌的行为。那种心连心、根连根的感觉一下子抓住了我！”

“日思夜想，我能为这里多做些什么”

    对大山里的贫穷已“做足了”心理准备，但现实仍然刺痛了他们的眼睛。

    身高1米78的阳光男孩陈启荣，不记得自己在过去一年里洒下了多少泪水：他的学生刘波与妹妹合租一间不到10平方米、四面透风的茅房，两个正长身体的孩子“共享”着每周3元的生活费；13岁的学生梁冬进，因母亲患病，自己辍学外出打工，不慎煤气中毒死亡……“我感觉到自己的力量那么有限，常常被深深的无力感抓住。晚上无法入睡，总在想，一年那么短，该怎么为这里的孩子、为这个地方多做些什么？”在他每周记录的支教周记里，“内疚”“愧疚”一类的词语频繁出现，因为“我们一顿大餐的饭钱，足够让一个贫困的孩子多读一年书！”

    想多做些事的迫切愿望，促使香港来的老师们将绝大部分休息时间花在家访和为学生补习功课上。南方的山路又湿又滑，少则步行三四个小时，多则十个小时。家访的路走得不轻松，他们摔过不少跤，脚上都磨出了血泡。２３岁的陈凯莹清晰地记得到马颈坳镇杨柳村六星寨家访时的情形：路上先走一个小时山路，搭半个小时巴士，再步行３个小时。因为下雨，连摔了两跤，泥水将平日爱美的姑娘糊成了小“泥人”。赶到学生家里，天也黑了，家长和学生都红了眼眶。

    “老师，到我家去吗？”

    “去！”

    得到干脆肯定的回答，学生们乐得像过年。他们喜欢香港老师，他们把请老师到家里看看、吃顿饭当作幸福的满足。

    １０个月支教时间里，他们走访了上千名学生家庭。

 让孩子们学会爱

    １０位志愿者中，只有黎惠敏是教育专业“科班”出身。其余的人虽鼓足了勇气，心里却又惴惴不安，生怕“业务不熟”，误了学生的学业。

    他们与本地老师有些区别，温文尔雅，习惯以理服人。顽皮、不太受管束的山里娃们摸准老师“脾性”后，课堂纪律一度很难控制。廖燕春、黎惠敏、林子敏这些女教师，都曾在课堂上当场急哭过；男教师们表面上沉住了气，暗地里也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

    “他们小，不喜欢学习不晓得利害关系。可要真错过了这段学习期，学业就真的完了。这么小的孩子辍学打工去，还怎么走出贫困。”谈起这些，廖燕春脸上露着忧伤。

    １０个人常常凑到一起“开会”商量，也向本地老师请教，慢慢形成了各自独特的法子。林子敏的“独门法则”是，反复告诉学生老师爱他们，反复跟他们讲道理。孩子们忘性大，十遍不够就说二十遍。顽皮的孩子纷纷告饶：老师，怕了你了！

    她也常常问学生：你们也爱老师吗？调皮的男生说，老师，你总说爱呀爱的，不害羞吗？说归说，变化却在悄然进行。习惯将想法、感情憋在心底的孩子们，开始大方地冒出一两句窝在心底的话：“老师，我们爱你！”他们写给老师的信装满了整整一抽屉。

    “这里的学生需要我。他们需要我的地方不只是学业，还有做人、成长。他们生活在偏远山区，不会弹琴跳芭蕾舞，从没搭过电梯坐过火车，没进过电影院。他们周末去坡上干活、放牛或放羊。他们知道哪种野菜野花野果子可以吃。他们不知道外面的世界有多大。我想尽力给他们展示另外一个世界，人生的另外一种可能。”廖燕春在支教周记里写道。

    年轻姑娘都爱打扮爱漂亮。廖燕春参加支教后，却再没为自己买过衣服。她这样分配每月８００元的“薪金”：２００元生活费，１００元买日常用品，剩下约５００元几乎全用来与学生“分享”。用这笔钱，山里的孩子们第一次吃了肯德基，第一次坐在县城里有明亮玻璃门的餐馆里学习点餐……

 离别故事

    去年年底时，廖燕春家里有事要回趟香港。消息传开后，教室里像炸了锅，孩子们误以为她将一去不返。班里几个顽皮的学生，则认定老师是生他们的气才决定离去，慌慌张张找到老师七嘴八舌：“老师不要回去了！我保证以后好好上课，不再讲话了好不好?！”

    平时调皮的梁付志，这时乖乖地说：“老师，不要走了，其他的香港老师都不走，只有你一个回去，说不定会迷路。”

    一位学生偷偷送来大捧幸运星，夹着字条：老师您別生气了，好吗？我舍不得您走！可是您一定要走，我又沒有办法！

    按照计划，到今年７月６日，香港老师真的都要离开了。学生们默默接受了这个现实，偷偷准备着礼物。黎惠敏的每个学生都为老师准备了一个自制图画本，晚上躲到被窝里、打着手电筒一笔一画写下对老师的不舍和祝福。最爱调皮捣蛋的王小蒙（化名）第一个将图画本送给老师。他写道：“老师，从来没有人对我这么好过！你放心，我一定会听你的话好好读书，将来坐飞机到香港去看你！”

    拿着图画本，黎惠敏边笑边哭。她说，别人无法明白这种高兴、幸福的感觉。

    他们即将回到久别的香港，每位志愿者都面临重新找工作的压力。他们说，希望能找一份继续帮助他人的工作，希望每年有机会回这里看一看，看看学生们有没有仍在坚持学习，看看还能为这里做些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