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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课费,正成为压迫中产阶级的另一座大山
来源:搜狐     2018-2-14 8:43:00
 

令城市中产们焦虑、脱离他们的承受能力的,除了高房价,还有高昂的补课费。

冰川思想库特约撰稿| 李 跃

这样一个寒假,对许多中小学生来说,是又一个沦陷的假期,被各种补习班所填充。而对这些孩子的家长来说,则是又一个昂贵的假期。节节攀升的补习费用,令许多本已被高房价压得喘不过气来的城市中产家庭不堪重负。

不久前,一位南京家长在朋友圈晒出了一张寒假清单,经过粗略计算,在今年仅有的21天寒假里,这位家长光是给孩子报课外补习班的费用就轻轻松松突破了万元大关。

当然,这位家长认为自己已经非常“克制”了,“有个朋友的家教开销更大,年前15天,一天三门课共480元,全部就要花7200元,比平时一个月的补习费用还高!”

▲很多家长会用假期的时间给孩子上补习班

城市中产是一个容易被人贴上焦虑标签的群体,惯常的说法是,他们的焦虑与高房价有关,巨额的房贷压力,使他们像一只负重前行的蜗牛一样生活。

但一个隐秘却真切的事实是,令他们焦虑、脱离他们的承受能力的,除了高房价,还有高昂的补课费。抛开那些关于到底要不要补课之类的宏大主题,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培训价格、补课费用这种具体算术题。

据了解,目前学生补课的方式主要有两种,一是参加辅导班,二是请教师一对一辅导。

前者收费相对要低,但对教师而言胜在积少成多,总数也颇为可观。不妨援引一下2013年上海《青年报》的一篇报道。“对于暑期补课,王老师明码标价:一堂课两个小时,90元,10次一付。” “学生们暗暗地替王老师夫妇算过账:以一周9堂课、每堂课30个学生计算,暑期一周的收入即达到24300元,暑假一个月(按4周计算)收入97200元,一个暑假(2个月按8周计算)的收入就是194400元。”

而现在的行情,以深圳为例,不管是参加培训机构的辅导班还是教师自行组织的一对多补课,很少有低于200元一堂课的。至于一对一辅导,五六年前媒体报道,沈阳市名校教师一对一学生补课的费用,最高价格达到了1000元/小时。

不久前,一朋友自长沙来深圳,席间说到他为孩子升学下了血本,请的名师家教每次收费1700元。虽然这是名师价格,但保守估计,一对一辅导收费每次在400元至800元应属普遍行情。

 

▲某市街景:招揽学生假期补课的街头摊点

我们由此也可以看出房价与补课费之间某种有意味的关联。

比如,一个城市的房价越高,补课费用也就越高;房地产市场有普通商品房与豪华商品房之分,补课市场也有普通教师与名师等不同的授课价码……两者的相通之处是,都在放大了的焦虑心理的推动下,摆脱地球引力,进入了一个非正常的价格区域。

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人们习惯于用房价收入比来说明房价不合理,同样,功课是用来补习的,不是用来牟取暴利的。实际上,我在这里很想发明一个新词,叫补课费收入比,即补课费用与普通城市居民收入之比,其扭曲程度绝对不输于房价收入比。

比如,一个城市居民以月收入6000元计,每月22天,每天8小时,可得出其每小时报酬在34元左右。可是他如果送孩子上一对一的补习课,每小时得支付数百元的费用,这和人们得拿出远远高出年收入的价格去买房,纯粹从收入比来说没有本质区别。

甚至可以说,是否参与补课,成了造就教师贫富差距的一个分水岭——不要误解,我个人一直并不反对教师补课,付出了劳动,适当收费是人之常情。

 

国家这些年来三令五申不许教师补课却总是收效甚微,是因为市场需求摆在那里,一味堵是堵不住的。但我想问的是,这样的收费标准,是否偏离了一个正常社会所能接受的阀值?

当然可以认为它是合理的,因为它和房价一样,由市场决定,没有谁逼迫家长掏钱;也可以认为它是不合理的,因为它超越了其劳动价值的正常区间,以及许多家庭的承受能力——同样是上课,凭什么在学校里上和私下里教,在劳动报酬方面有如此巨大的分野?

这还涉及到一个知识的价格与价值的评判问题。

很多时候,市场价格与其内在价值未必成正比,正如网络上的很多10万+文章,其文本价值与阅读量未必成正比一样。或者说,仅仅是从经济角度来看待补课现象是不完整的。

从无数孩子课余奔走于培训机构的疲惫背影中,我们看到了一种扭曲的童年、残酷的青春。

家长与孩子付出这么大的代价,所得不过是一些解题的技巧,是一遍又一遍刷题形成的僵化思维,这些补课老师往往不会告诉孩子们什么是真正的成长,什么是生命的价值与尊严,也不能给他们一个更辽阔更丰富的世界,那样的强化补习训练,只能让孩子们成为考试的囚徒。

 

▲假期里,不少孩子忙于奔命在各种各样的课外补习班中

虽然,也有不少家长从内心深处并不认同甚至排斥这样的课外补习,但那又如何?他们无法摆脱名校情结,如果不花钱参加课外培训,孩子就上不了名牌小学、名牌中学,也很难考上名牌大学,这些都是循环效应。

所谓“不写作业母慈子孝,一写作业鸡飞狗跳”的段子,就是这一焦灼心理的写照。集体化的教育焦灼,形成了一种将许多人裹挟其中的羊群效应,最终变成了一些人眼里滚滚而来的商业利润。

可以说,在这根被异化的教育链条上,培训机构及某些私下开班的教师成了最大的受益者。有调查显示,中国家庭对中小学生花费的补习费用占整个教育开支的三分之一。

在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中国一线城市,参加课外辅导的中小学生达到70%,一些家庭补课费用直追住房按揭——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国家实行免费义务教育的减负之举,被各种名目的补课给抵消了。

指责家长盲目从众,发一通这样的议论很容易,但这种空泛之论,对事物缺少必要的体察与理解,往往显得大而无当——问题是,我们是否真的能够容忍自己,对这种偏离教育轨道的“疯狂”无能为力,甚至无动于衷?

被补课绑架的教育, 因刷题而干涸的心灵,究竟该如何才能恢复应有的蓬勃与饱满?

*本文系网易新闻·网易号“各有态度”特色内容。

杨东平:警惕新一轮的“教育产业化”

 

杨东平

21世纪教育研究院院长

国家教育咨询委员会委员

本文根据杨东平老师在12月23日举办的中国教育三十人论坛上的演讲整理。

 

这次论坛的主题是“教育创造美好生活”。请问,我们的生活美好吗?自从孩子上了小学以后,这个美好就丧失了。幼儿园的虐童事件,日益炽烈的课外补习热, 大城市激烈的择校竞争……教育正在摧毁童年,摧毁家庭幸福。

这一轮新的“教育产业化”,有几个比较典型的事实。

 

课外补习正在“绑架”学校教育

 

课外补习的规模和能量都非常大。目前我国教育培训机构总数约为20万家,中小学辅导的市场规模超过8000亿元,上课外辅导的学生达1.37亿人次,参与辅导机构的教师有700-850万。

培训机构的基本模式是“提前教育”。这就造成了中国学校教育的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很多学校一年级开学的时候,老师发现只有一两个学生还不会,大多数都已经达到了二年级的水平,这让学校怎么教? 这就是“绑架”。

2012年的PISA测试中,上海取得了世界第一的优异的成绩,但上海同时还得到了另外一个世界第一,就是课业负担、学习时间世界第一,而且还是遥遥领先。具体数值是上海学生每周校内上课时间为28.2小时,在65个国家(地区)中位于第9位;每周课外作业时间13.8小时,名列第一。加上校外辅导和私人家教,每周校外学习时间17小时左右,远高于OECD的平均值7.8小时。

 

这个PISA测试是非常严格的,因此可以澄清关于课外补习有些似是而非的说法,什么儒教文化圈的东亚国家和地区,都追求考试成绩,望子成龙,改变不了,都一样。已经完全不一样了!港澳台的课外学习时间约为上海的一半,日本仅为上海的1/3,而他们也都是PISA第一梯队的成员。

把全国人民都带到坑里、最负盛名的奇谈怪论,就是“不能输在起跑线上”。这个起跑线却不断地前移,从高中移到了初中、小学和幼升小,现在学龄前儿童的补习已经非常成熟了,成为了一个巨大的产业。不久前媒体报道,上海的一个两岁半的男孩,父母给他报了五个培训班,包括主持人培训班,结果发生严重的脱发,到了医院检查,是“斑秃”,因为精神过度紧张。什么叫做“奥托班”?托儿所的奥数班。做这种事情是不是有点“丧尽天良”?

炽热的课外补习热,基本特点是城市大于农村、东中部大于西部、重点学校大于非重点学校,就是参加补习的重点学校学生多于非重点学校学生;还有小学生多于初中生。课外补习在国外称之为“影子教育”,如影随形跟在学校教育后面,很大程度上是为了弥补学校教育的不足,尤其是为后进学生提供课外辅导,就是所谓“补差”的功能。但是在中国,其功能普遍成为“培优”,越是学习好的人上的补习班越多。有一句话是“不怕班里有学霸,就怕学霸放暑假。”越是在大城市,越是在重点学校,越是在优势阶层,补课的强度越大。所以,课外补习进一步扩大了教育不公平,正在成为一种新的阶层再生产的重要机制。

 

小升初择校竞争:公退民进

 

小升初择校近几年出现的情况是除了北京和深圳是以公办学校为主,上海、南京、西安、广州等等大城市择的都是民办学校,就是初中阶段的名校基本是民办学校。尽管全国宏观统计,初中阶段的民办学校占10%左右,但是在成都,初中民办学校学生的比例达19.8%;上海有的区的这一比例,达到了30%、40%。

义务教育的学校系统正在发生分化,民办教育成为优质教育的代名词,而公办学校成为二流的学校。一系列的统计说明了这一点。上海2015年中考成绩排名,前十名均为民办(平均分从 570 到 590分),而公办学校中成绩最好的,平均分则在 560 分以下。杭州2015 年的中考成绩统计,500分以上的考生中来自民办学校的超过90%。公办学校正在逐渐被“边缘化”。义务教育学校系统的两极分化面临的危险,北京大学的王蓉教授称之为“教育的拉丁美洲化”,就是有钱的上优质的私立学校,普通老百姓上平庸的公办学校。这是我们的目标和理想吗?

 

新一轮“名校办民校”

第一轮“名校办名校”是在90年代末的时候,把一批公办的名校转化为实行民办机制的“转制学校”,公办学校换了一个马甲就可以高收费。当时主要是为了弥补政府教育资源不足。由于产生了乱收费和制造学校差距之类严重问题,到2005年左右就被叫停了。

目前这一轮新的“教育产业化”,特点之一是名校和房地产市场的深度结合。最具有可视性的现象就是超级中学的扩张。衡水中学在全国各地办了23所学校,基本上都是和房地产或者大企业合作。为什么今年在衡水中学的平湖分校遭到强烈的抵制?实行提前招生,用高额的资金攫取高分学生和优秀老师,一百万聘一个校长,然后以高升学率来自我循环。用这种方式,几乎所有的公办学校都无法与它竞争,这就是教育界的“野蛮人”。

这一轮“教育产业化”的一大特点是资本市场的介入,无论培训机构还是名校办名校,背后都有资本强大的力量,资本凶猛。

教育培训业的两大巨头,2017年4月,新东方、好未来美股的市值突破 100 亿美元大关。2017年7月,好未来集团市值达到127.4亿美元,2018财年第二季度总净收入增幅66.8%;新东方教育集团K12业务营收在2017财年增长44.2%,已经占到总营收的55%。

新东方一开始办的是面向出国留学的英语补习教育,不是面向中小学生的。俞敏洪自己多次表达过后悔上市,一上市就被资本绑架了,必须要向董事会报告每年的增长率,但是教育是这样做的吗?是要把摊子铺得越来越大、不断榨取学生作为自己的业绩?这些年中国教育机构上市的规模是非常大的。无论学前、K12、职业教育还是高等教育,民办教育的举办者都盯着资本市场,盯着新三板,他们的最高理想就是上市。办教育成为一个“圈钱”的事业。

 

解析教育的“剧场效应”

严重的课外补习和择校竞争,自媒体称之为“剧场效应”,就是在剧院看戏,第一排人站起来了,后面的人没办法,结果大家都站起来,所有的人都被“绑架”了。在公办学校、民办学校、培训机构和家长这几个不同主体中,公办学校认为民办学校考试掐尖、家长非理性择校,培训机构推波助澜。每个主体都有自己的责任,受罪的是儿童。这个结构图其实缺了一个主体:政府在哪里?要解析“剧场效应”其实也很简单,就是政府在干什么?我们知道没有一个剧院会所有人都站着看戏,因为有保安和警察。为什么教育市场如此混乱?讲得好听一点是“政府失灵”,其实,就是政府失职,该管的不管,背后还有很多寻租行为。

因而,关键是教育治理的改善,促进教育治理的现代化水平。

重新思考义务教育

我们需要要回归初心,就是回到教育价值和教育理想的层面,重新认识义务教育的价值、功能。是制造学校竞争吗?是打造名牌学校吗?还是其它什么?今天,教育一个非常重要的使命,就是从应试教育突围,真正建立以儿童为中心,以学生的健康发展和终身幸福为本的价值,实行善待儿童的教育,使儿童免于恐惧的教育,使儿童能够保障睡眠的教育,尤其是保护小学生的身心健康、学习兴趣、想象力和好奇心。

为此,需要重申义务教育的属性和价值。义务教育的性质在全世界都是一样的,是政府用纳税人的钱举办的,是免试免费、就近入学、非竞争性、非选拔性、非淘汰的教育,是一种基础性、保障性、公益性、公共性的教育。所以,现在我们把小升初、幼升小搞得天翻地覆,每个家长都像热锅上的蚂蚁,完全违背了义务教育的初衷。

政府治理:重建基础教育的公益性

破除“教育拉丁美洲化”的危险,必须认识“教育市场化”的遗产和遗毒,强调义务教育的保障性、公共性和公益性,避免被资本、培训机构、房地产绑架。

教育公共财政应当倾斜关注“后20%学生”,而不是为优势学校、优势家庭的学生“锦上添花”。很多国家都有面向弱势学生、后进学生的“补救教育”,课后再用两个小时上课,经费和教师都是由教育部单独拨付。

治理小升初择校竞争,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治本办法,就是“示范性高中指标下放”,下放给普通学校。教育部要求下放的比例不低于50%,但是在上海和北京这些大城市远远做不到,也就不到20%。有人提出如果这个比例进一步扩大,譬如扩大到70%,公办学校和民办学校的生源竞争就消失了,因为上一般的学校进入示范性高中的概率也很大,不见得非要上民办学校。可见解决这个问题是有一些简单有效的做法的。

更进一步,在已经普及高中教育的特大城市,经济和社会发展已经达到了西方发达国家的水平,应该适时地提出“高中教育均衡发展”的目标。即将义务教育的概念扩大到高中阶段,取消高中阶段的重点学校,整个基础教育秩序也就稳定了。

改革的理想是适性扬才,多元办学,形成一种低竞争、低控制、低评价的教育生态,从“掐尖”走向“均优”。我们知道世界公认教育质量最好的芬兰,没有考试、没有评优、没有职称、没有绩效工资,但做到了教育质量最好。

在分类管理的框架中,规范民办学校的发展

民办教育的公益属性、教育属性和营利商业属性之间怎么平衡?需要建立相应的管理和政策环境,义务教育阶段的非营利性学校明确以公益性为主,改变现在的学校行为和发展模式。

标本兼治,建立教育培训行业健康发展的长效机制

通过法制、行政管理和行业自律,标本兼治地改变培训机构。这种行业自律希望培训机构自己来做。北京、成都和上海都已经颁布了新一轮的禁令,禁止在小学开展各类学科竞赛,但是,是不是应该建立培训行业起码的“底线原则”?譬如不应该对学龄前的孩子教奥数等等。

此外,也要建立具有约束性的社会评价机制。旅游业、餐饮业都有这一机制,有问题可以投诉,投诉的结果就是执法。通过公众参与和社会力量的约束,通过法制和行政管理,这个问题并不是不可解决的。

教育竞争的新阶段:走向教育创新

我们面临的真正的挑战,是面向未来的教育创新。因而,新的学校竞争并不是民办学校和公办学校的竞争,而是创新学校和传统学校的竞争!需要通过源头治理,开展中小学办学体制改革,促进教育的多样化和高品质,鼓励教育创新创业,鼓励多种途径办学,探索建立非营利的学校,从“资本家办学”走向“教育家办学”。

请善待我们的学生和孩子,他们的名字叫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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