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家长会用假期的时间给孩子上补习班

城市中产是一个容易被人贴上焦虑标签的群体，惯常的说法是，他们的焦虑与高房价有关，巨额的房贷压力，使他们像一只负重前行的蜗牛一样生活。

但一个隐秘却真切的事实是，令他们焦虑、脱离他们的承受能力的，除了高房价，还有高昂的补课费。抛开那些关于到底要不要补课之类的宏大主题，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培训价格、补课费用这种具体算术题。

据了解，目前学生补课的方式主要有两种，一是参加辅导班，二是请教师一对一辅导。

前者收费相对要低，但对教师而言胜在积少成多，总数也颇为可观。不妨援引一下2013年上海《青年报》的一篇报道。“对于暑期补课，王老师明码标价：一堂课两个小时，90元，10次一付。” “学生们暗暗地替王老师夫妇算过账：以一周9堂课、每堂课30个学生计算，暑期一周的收入即达到24300元，暑假一个月（按4周计算）收入97200元，一个暑假（2个月按8周计算）的收入就是194400元。”

而现在的行情，以深圳为例，不管是参加培训机构的辅导班还是教师自行组织的一对多补课，很少有低于200元一堂课的。至于一对一辅导，五六年前媒体报道，沈阳市名校教师一对一学生补课的费用，最高价格达到了1000元/小时。

不久前，一朋友自长沙来深圳，席间说到他为孩子升学下了血本，请的名师家教每次收费1700元。虽然这是名师价格，但保守估计，一对一辅导收费每次在400元至800元应属普遍行情。

 

▲某市街景：招揽学生假期补课的街头摊点

我们由此也可以看出房价与补课费之间某种有意味的关联。

比如，一个城市的房价越高，补课费用也就越高；房地产市场有普通商品房与豪华商品房之分，补课市场也有普通教师与名师等不同的授课价码……两者的相通之处是，都在放大了的焦虑心理的推动下，摆脱地球引力，进入了一个非正常的价格区域。

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人们习惯于用房价收入比来说明房价不合理，同样，功课是用来补习的，不是用来牟取暴利的。实际上，我在这里很想发明一个新词，叫补课费收入比，即补课费用与普通城市居民收入之比，其扭曲程度绝对不输于房价收入比。

比如，一个城市居民以月收入6000元计，每月22天，每天8小时，可得出其每小时报酬在34元左右。可是他如果送孩子上一对一的补习课，每小时得支付数百元的费用，这和人们得拿出远远高出年收入的价格去买房，纯粹从收入比来说没有本质区别。

甚至可以说，是否参与补课，成了造就教师贫富差距的一个分水岭——不要误解，我个人一直并不反对教师补课，付出了劳动，适当收费是人之常情。

 

国家这些年来三令五申不许教师补课却总是收效甚微，是因为市场需求摆在那里，一味堵是堵不住的。但我想问的是，这样的收费标准，是否偏离了一个正常社会所能接受的阀值？

当然可以认为它是合理的，因为它和房价一样，由市场决定，没有谁逼迫家长掏钱；也可以认为它是不合理的，因为它超越了其劳动价值的正常区间，以及许多家庭的承受能力——同样是上课，凭什么在学校里上和私下里教，在劳动报酬方面有如此巨大的分野？

这还涉及到一个知识的价格与价值的评判问题。

很多时候，市场价格与其内在价值未必成正比，正如网络上的很多10万+文章，其文本价值与阅读量未必成正比一样。或者说，仅仅是从经济角度来看待补课现象是不完整的。

从无数孩子课余奔走于培训机构的疲惫背影中，我们看到了一种扭曲的童年、残酷的青春。

家长与孩子付出这么大的代价，所得不过是一些解题的技巧，是一遍又一遍刷题形成的僵化思维，这些补课老师往往不会告诉孩子们什么是真正的成长，什么是生命的价值与尊严，也不能给他们一个更辽阔更丰富的世界，那样的强化补习训练，只能让孩子们成为考试的囚徒。

 

▲假期里，不少孩子忙于奔命在各种各样的课外补习班中

虽然，也有不少家长从内心深处并不认同甚至排斥这样的课外补习，但那又如何？他们无法摆脱名校情结，如果不花钱参加课外培训，孩子就上不了名牌小学、名牌中学，也很难考上名牌大学，这些都是循环效应。

所谓“不写作业母慈子孝，一写作业鸡飞狗跳”的段子，就是这一焦灼心理的写照。集体化的教育焦灼，形成了一种将许多人裹挟其中的羊群效应，最终变成了一些人眼里滚滚而来的商业利润。

可以说，在这根被异化的教育链条上，培训机构及某些私下开班的教师成了最大的受益者。有调查显示，中国家庭对中小学生花费的补习费用占整个教育开支的三分之一。

在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中国一线城市，参加课外辅导的中小学生达到70%，一些家庭补课费用直追住房按揭——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国家实行免费义务教育的减负之举，被各种名目的补课给抵消了。

指责家长盲目从众，发一通这样的议论很容易，但这种空泛之论，对事物缺少必要的体察与理解，往往显得大而无当——问题是，我们是否真的能够容忍自己，对这种偏离教育轨道的“疯狂”无能为力，甚至无动于衷？

被补课绑架的教育， 因刷题而干涸的心灵，究竟该如何才能恢复应有的蓬勃与饱满？

*本文系网易新闻·网易号“各有态度”特色内容。

杨东平：警惕新一轮的“教育产业化”

 

杨东平

21世纪教育研究院院长

国家教育咨询委员会委员

本文根据杨东平老师在12月23日举办的中国教育三十人论坛上的演讲整理。

 

这次论坛的主题是“教育创造美好生活”。请问，我们的生活美好吗？自从孩子上了小学以后，这个美好就丧失了。幼儿园的虐童事件，日益炽烈的课外补习热， 大城市激烈的择校竞争……教育正在摧毁童年，摧毁家庭幸福。

这一轮新的“教育产业化”，有几个比较典型的事实。

 

课外补习正在“绑架”学校教育

 

课外补习的规模和能量都非常大。目前我国教育培训机构总数约为20万家，中小学辅导的市场规模超过8000亿元，上课外辅导的学生达1.37亿人次，参与辅导机构的教师有700-850万。

培训机构的基本模式是“提前教育”。这就造成了中国学校教育的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很多学校一年级开学的时候，老师发现只有一两个学生还不会，大多数都已经达到了二年级的水平，这让学校怎么教？ 这就是“绑架”。

2012年的PISA测试中，上海取得了世界第一的优异的成绩，但上海同时还得到了另外一个世界第一，就是课业负担、学习时间世界第一，而且还是遥遥领先。具体数值是上海学生每周校内上课时间为28.2小时，在65个国家（地区）中位于第9位；每周课外作业时间13.8小时，名列第一。加上校外辅导和私人家教，每周校外学习时间17小时左右，远高于OECD的平均值7.8小时。

 

这个PISA测试是非常严格的，因此可以澄清关于课外补习有些似是而非的说法，什么儒教文化圈的东亚国家和地区，都追求考试成绩，望子成龙，改变不了，都一样。已经完全不一样了！港澳台的课外学习时间约为上海的一半，日本仅为上海的1/3，而他们也都是PISA第一梯队的成员。

把全国人民都带到坑里、最负盛名的奇谈怪论，就是“不能输在起跑线上”。这个起跑线却不断地前移，从高中移到了初中、小学和幼升小，现在学龄前儿童的补习已经非常成熟了，成为了一个巨大的产业。不久前媒体报道，上海的一个两岁半的男孩，父母给他报了五个培训班，包括主持人培训班，结果发生严重的脱发，到了医院检查，是“斑秃”，因为精神过度紧张。什么叫做“奥托班”？托儿所的奥数班。做这种事情是不是有点“丧尽天良”？

炽热的课外补习热，基本特点是城市大于农村、东中部大于西部、重点学校大于非重点学校，就是参加补习的重点学校学生多于非重点学校学生；还有小学生多于初中生。课外补习在国外称之为“影子教育”，如影随形跟在学校教育后面，很大程度上是为了弥补学校教育的不足，尤其是为后进学生提供课外辅导，就是所谓“补差”的功能。但是在中国，其功能普遍成为“培优”，越是学习好的人上的补习班越多。有一句话是“不怕班里有学霸，就怕学霸放暑假。”越是在大城市，越是在重点学校，越是在优势阶层，补课的强度越大。所以，课外补习进一步扩大了教育不公平，正在成为一种新的阶层再生产的重要机制。

 

小升初择校竞争：公退民进

 

小升初择校近几年出现的情况是除了北京和深圳是以公办学校为主，上海、南京、西安、广州等等大城市择的都是民办学校，就是初中阶段的名校基本是民办学校。尽管全国宏观统计，初中阶段的民办学校占10%左右，但是在成都，初中民办学校学生的比例达19.8%；上海有的区的这一比例，达到了30%、40%。

义务教育的学校系统正在发生分化，民办教育成为优质教育的代名词，而公办学校成为二流的学校。一系列的统计说明了这一点。上海2015年中考成绩排名，前十名均为民办(平均分从 570 到 590分)，而公办学校中成绩最好的，平均分则在 560 分以下。杭州2015 年的中考成绩统计，500分以上的考生中来自民办学校的超过90%。公办学校正在逐渐被“边缘化”。义务教育学校系统的两极分化面临的危险，北京大学的王蓉教授称之为“教育的拉丁美洲化”，就是有钱的上优质的私立学校，普通老百姓上平庸的公办学校。这是我们的目标和理想吗？

 

新一轮“名校办民校”

第一轮“名校办名校”是在90年代末的时候，把一批公办的名校转化为实行民办机制的“转制学校”，公办学校换了一个马甲就可以高收费。当时主要是为了弥补政府教育资源不足。由于产生了乱收费和制造学校差距之类严重问题，到2005年左右就被叫停了。

目前这一轮新的“教育产业化”，特点之一是名校和房地产市场的深度结合。最具有可视性的现象就是超级中学的扩张。衡水中学在全国各地办了23所学校，基本上都是和房地产或者大企业合作。为什么今年在衡水中学的平湖分校遭到强烈的抵制？实行提前招生，用高额的资金攫取高分学生和优秀老师，一百万聘一个校长，然后以高升学率来自我循环。用这种方式，几乎所有的公办学校都无法与它竞争，这就是教育界的“野蛮人”。

这一轮“教育产业化”的一大特点是资本市场的介入，无论培训机构还是名校办名校，背后都有资本强大的力量，资本凶猛。

教育培训业的两大巨头，2017年4月，新东方、好未来美股的市值突破 100 亿美元大关。2017年7月，好未来集团市值达到127.4亿美元，2018财年第二季度总净收入增幅66.8%;新东方教育集团K12业务营收在2017财年增长44.2%，已经占到总营收的55%。

新东方一开始办的是面向出国留学的英语补习教育，不是面向中小学生的。俞敏洪自己多次表达过后悔上市，一上市就被资本绑架了，必须要向董事会报告每年的增长率，但是教育是这样做的吗？是要把摊子铺得越来越大、不断榨取学生作为自己的业绩？这些年中国教育机构上市的规模是非常大的。无论学前、K12、职业教育还是高等教育，民办教育的举办者都盯着资本市场，盯着新三板，他们的最高理想就是上市。办教育成为一个“圈钱”的事业。

 

解析教育的“剧场效应”

严重的课外补习和择校竞争，自媒体称之为“剧场效应”，就是在剧院看戏，第一排人站起来了，后面的人没办法，结果大家都站起来，所有的人都被“绑架”了。在公办学校、民办学校、培训机构和家长这几个不同主体中，公办学校认为民办学校考试掐尖、家长非理性择校，培训机构推波助澜。每个主体都有自己的责任，受罪的是儿童。这个结构图其实缺了一个主体：政府在哪里？要解析“剧场效应”其实也很简单，就是政府在干什么？我们知道没有一个剧院会所有人都站着看戏，因为有保安和警察。为什么教育市场如此混乱？讲得好听一点是“政府失灵”，其实，就是政府失职，该管的不管，背后还有很多寻租行为。

因而，关键是教育治理的改善，促进教育治理的现代化水平。

重新思考义务教育

我们需要要回归初心，就是回到教育价值和教育理想的层面，重新认识义务教育的价值、功能。是制造学校竞争吗？是打造名牌学校吗？还是其它什么？今天，教育一个非常重要的使命，就是从应试教育突围，真正建立以儿童为中心，以学生的健康发展和终身幸福为本的价值，实行善待儿童的教育，使儿童免于恐惧的教育，使儿童能够保障睡眠的教育，尤其是保护小学生的身心健康、学习兴趣、想象力和好奇心。

为此，需要重申义务教育的属性和价值。义务教育的性质在全世界都是一样的，是政府用纳税人的钱举办的，是免试免费、就近入学、非竞争性、非选拔性、非淘汰的教育，是一种基础性、保障性、公益性、公共性的教育。所以，现在我们把小升初、幼升小搞得天翻地覆，每个家长都像热锅上的蚂蚁，完全违背了义务教育的初衷。

政府治理：重建基础教育的公益性

破除“教育拉丁美洲化”的危险，必须认识“教育市场化”的遗产和遗毒，强调义务教育的保障性、公共性和公益性，避免被资本、培训机构、房地产绑架。

教育公共财政应当倾斜关注“后20%学生”，而不是为优势学校、优势家庭的学生“锦上添花”。很多国家都有面向弱势学生、后进学生的“补救教育”，课后再用两个小时上课，经费和教师都是由教育部单独拨付。

治理小升初择校竞争，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治本办法，就是“示范性高中指标下放”，下放给普通学校。教育部要求下放的比例不低于50%，但是在上海和北京这些大城市远远做不到，也就不到20%。有人提出如果这个比例进一步扩大，譬如扩大到70%，公办学校和民办学校的生源竞争就消失了，因为上一般的学校进入示范性高中的概率也很大，不见得非要上民办学校。可见解决这个问题是有一些简单有效的做法的。

更进一步，在已经普及高中教育的特大城市，经济和社会发展已经达到了西方发达国家的水平，应该适时地提出“高中教育均衡发展”的目标。即将义务教育的概念扩大到高中阶段，取消高中阶段的重点学校，整个基础教育秩序也就稳定了。

改革的理想是适性扬才，多元办学，形成一种低竞争、低控制、低评价的教育生态，从“掐尖”走向“均优”。我们知道世界公认教育质量最好的芬兰，没有考试、没有评优、没有职称、没有绩效工资，但做到了教育质量最好。

在分类管理的框架中，规范民办学校的发展

民办教育的公益属性、教育属性和营利商业属性之间怎么平衡？需要建立相应的管理和政策环境，义务教育阶段的非营利性学校明确以公益性为主，改变现在的学校行为和发展模式。

标本兼治，建立教育培训行业健康发展的长效机制

通过法制、行政管理和行业自律，标本兼治地改变培训机构。这种行业自律希望培训机构自己来做。北京、成都和上海都已经颁布了新一轮的禁令，禁止在小学开展各类学科竞赛，但是，是不是应该建立培训行业起码的“底线原则”？譬如不应该对学龄前的孩子教奥数等等。

此外，也要建立具有约束性的社会评价机制。旅游业、餐饮业都有这一机制，有问题可以投诉，投诉的结果就是执法。通过公众参与和社会力量的约束，通过法制和行政管理，这个问题并不是不可解决的。

教育竞争的新阶段：走向教育创新

我们面临的真正的挑战，是面向未来的教育创新。因而，新的学校竞争并不是民办学校和公办学校的竞争，而是创新学校和传统学校的竞争！需要通过源头治理，开展中小学办学体制改革，促进教育的多样化和高品质，鼓励教育创新创业，鼓励多种途径办学，探索建立非营利的学校，从“资本家办学”走向“教育家办学”。

请善待我们的学生和孩子，他们的名字叫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