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如果这种事情发生在我国香港或国外，肯定会被国人当作“素质考核佳话”来传颂的，去年内地几个高考状元到港校面试时被刷下来，不就激起内地舆论一片仰慕的尖叫吗？可这事发生在内地就不行了，考分第一却落了榜，这还了得，立即会成为人人喊打的“公平丑闻”，当事者肯定会用受害者身份、公众一定会用“有病推定”的眼光来看这样的新闻。这种矛盾的态度表明：人们清醒地认识到种种弊端、渴望改革和制度创新，可在社会基础秩序的缺失之下，国人对任何革新总有一种“担心被黑”的制度性焦虑。

        分数第一就不能落榜了吗？从素质考核的标准看，考分第一并不意味着素质第一，是完全可能落榜的，导师得招有研究能力的学生，完全可以在面试中刷掉自己认为高分低能的学生，面试招生正是中国当下高考和研考招生的改革方向——可是，由于社会在公平性、透明度、法治化、规范性、诚信度等基础秩序上非常差，各种领域的权力未得到有效的约束，一项初衷再好、设计再缜密、考核再科学的制度，在这种基础秩序中运行时，都会在说情、找关系、递条子、塞票子中发生扭曲和变异。“考分第一却落榜”事件中，人们其实并不排斥面试招生，而是对其后的基础秩序非常不放心，现实使他们对面试规则缺乏信任。这是一种骨子里对制度极度缺乏信任感、总感觉会受有权者迫害的制度性焦虑。

　　正源于这种制度性焦虑，公众即使对高考的应试弊端非常痛恨，可一旦有人想革全国统一高考模式的命时，就会遭到公众强烈的反对，“宁可损失几个钱钟书也要高考公平”的观念根深蒂固。正源于这种制度性焦虑，公众容忍了政府许多“一刀切”的公共政策，因为越复杂的政策留下的漏洞越多，而越简单、越刚性、越一刀切的政策可钻的漏洞越小，越容易在实际中得到执行，没有多少权力操作空间。腐败的环境使中国各种领域的改革固守于这种“傻瓜状态”。

　　这种焦虑还造成了国人在面对腐败问题时的人格分裂：一方面极端讨厌腐败、反感走后门，可另一方面，当自己参与某种利益分配时，又不得不托关系走后门送点礼——不送的话会觉得非常不安和焦虑，觉得“人家都送自己不送”当然会处于劣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