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怎样“逐步取消”，教改《规划纲要》没有交代，在有关“重大项目和改革试点”中，纲要提到现代大学制度改革试点。但内容却回避了“敏感”的取消行政级别问题，而只是一些老生常谈的“改革”，诸如制定、完善学校章程，探索学校理事会或董事会、学术委员会发挥积极作用的机制；全面实行聘任(聘用)制度和岗位管理制度。

　在笔者看来，真正要推进教育去行政化改革，取消学校的行政级别，是绕不过的一关。温总理2月27日在与网友交流时谈到，“现在的教育确实存在许多问题：一是教育行政化的倾向需要改变，最好大学不要设立行政级别；二是让教育家办学，教育家第一要热爱教育，第二要懂得教育，第三要站在教育的第一线，不是一时而是终身。”其实第二点也与教育去行政化密切相关。要让公众对这一改革充满信心，并让这一改革能顺利“过关”，可以从教育部直属高校改革试点。

　　首先，教育部直属高校被认为是行政化问题最严重的领域。我国的30多所副部级高校，大多直属于教育部。这些高校的党委书记、校长不少由部委司局级官员“空降”，这决定他们到大学工作的第一身份，不是教育者，而是官员；副部长级高校一把手在副厅级校领导、一干处级干部面前，说一不二，行政权和学术权都高度向领导集中；表现在学校与学校的竞争中，副部级高校与正厅的公办本科、副厅的高职高专和没有级的民办学校，显然是不同级别的竞争，不但招生中有优势(体现在批次招生和自主招生权上)，在就业中也被优待(各地的人才引进政策，也给985高校更高的礼遇)。

　　对于取消学校的行政级别，广东省政协副主席、暨南大学副校长周天鸿接受媒体采访时说，“暨南大学的校长行政级别是正厅级，校长、副校长都没有配专车，工资也是绩效工资，其行政级别并没有带来实际的资源，意义不是很大。”周副校长说的或是实情，但这与暨大属国务院侨务办公室领导有关。对于教育部直属高校，及地方政府举办的高校来说，行政级别不但与学校地位有关，也是与校领导的待遇直接挂钩的。

　　作为取消行政级别的试点，可以先从降低副部级高校的级别，回归到正厅级起。其一，降低副部到正厅，只涉及30多所高校，容易推进，每年的两会上，作为委员、代表的直属高校领导，都发言对大学行政化忧心忡忡；其二，预计部委的厅局级干部到高校当领导，兴趣将大大减弱，而高校内部的官僚风气也将随之减弱；其三，符合改革的渐进性原则，动了这30多所高校之后，会为进一步推进所有高校均取消行政级别，扫除思想阻力。

　　其次，拿教育部直属高校试点，可以起到政校分开管办分离的示范作用。取消高校的行政级别，其意图在于建立新型的学校管理体制。只取消行政级别，而不调整政校关系，大学还会被套用行政级别来进行管理(教育界也有高校之所以有行政级别，是为了工作方便之说，而我国中小学早些年曾实行取消行政级别的改革，推行校长职级制，但由于与政府的管理未调整，学校领导还是套用正科或处级)。从政校分开看，教育部其实不宜于直接办大学，根据举办者和办学者的关系，教育部直属高校，在改革之后，应更名为国立高校，政府是学校的举办者，但却不应该是直接办学者，学校不能再下属于政府部门。在取消直属高校的行政级别，不再向直属高校派干部之后，作为举办者，教育行政部门可以以大学理事会治理结构，参与学校办学战略的决策，监督学校依法办学。

　　再次，从教育部的职责看，调整与直属高校的关系，也是改革的使然。一直以来，由于有76所高校直属于教育部，在教育界内，有把教育部称为直属高校的教育部一说。虽有些言过其实，但也传递了其他高校对于这种管理模式造成的不公平的不满的信息。

　　《规划纲要》提出，“以简政放权和转变政府职能为重点，深化教育管理体制改革，提高公共教育服务水平。推进中央向地方放权、政府向学校放权，明确各级政府责任，规范学校办学行为，促进管办评分离，形成政事分开、权责明确、统筹协调、规范有序的教育管理体制。中央政府统一领导和管理国家教育事业，制定发展规划、方针政策和基本标准，优化学科专业、类型、层次结构和区域布局。”此言甚是，国家教育部不是少数学校的教育部，不是公办学校的教育部，而是全民教育的教育部，因此，教育部的工作方式，也需在改革中调整。

　　教育部把去行政化改革的第一刀挥向直属高校，从改革的推动看，可谓一箭三雕——— 实现了自身的职能转变、建立新型的管理模式、攻克高校行政化的顽疾，无疑会向整个教育界和社会表达排除自身利益阻力、壮士断腕的决心和勇气。其所起到的示范和激励作用是不言而喻的。如此一来，取消地方本科院校、高职高专以及其它学校实际上存在的行政级别，几乎就是水到渠成了。

　　当然，取消大学行政级别，只是大学去行政化、去官化的第一步，要让大学淡化行政色彩，还需在校内推行行政权与学术权分离，真正建立学术自治、教授治校、学生自治的现代大学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