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高三毕业生的压力有多大？看看他(她)们的作息表就知道了：从早晨5：00起床，到晚上23：00睡觉，一天时间有18个小时处在紧张的学习状态，休息的时间仅有6个小时。在这种高压之下，因为成绩后退，17岁的少女小蓓从5层高的教学楼上纵身跳下，在这之前，一位排名全年级第五的复读生小勇猝死在课堂上（《中国青年报》4月7日）。这起校园悲剧也从一个侧面说明，现在的高三毕业生心理压力之大已超乎我们的想象，而学校心理疏导教育的严重滞后，在某种程度上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防范“校园悲剧”的关键是学校应建立相应的学生心理疏导教育，面对父母的殷切期望，面对激烈残酷的排名，如何有效释放压力，排解不良情绪，是学校在新时期亟需破解的一个难题。一方面，学校应引导学生适时进行自我调节、自我激励，正确对待考试的失败，另一方面，学校可以举办报告会、专题讲座等活动，最大限度地化解学生的疑问和困惑，有条件的学校还可以设立心理辅导室，由富有经验的教师一对一地进行心理疏导，从根本上避免校园悲剧的上演。

　　河北王永改教师

　　 发放免费培训消费券激发农民工学习热潮

　　把培训消费券直接发到农民工手中，他们想学什么可以自己选。4月7日，重庆市总工会相关负责人透露，今年该市工会系统将为5万农民工提供免费培训，还将在该市部分区县试点发放实名制培训消费券(4月8日《重庆时报》)。

　　给农民工免费发放培训券，消除了对农民工继续接受培训教育的经济约束，这自然在极大程度上激发广大农民工的学习热情，从而提高农民工的文化素质和职业技能，培育出大批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新型农民工。这从长远发展看，有利于将我国建设成一个人力资源型强国。

　　笔者认为，物质共享但文化发展成果不能及时地公平共享，也是导致社会不均衡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而如果让农民工广泛地接受免费培训教育，对营造一个公平教育的环境是十分有必要的，这也是社会公平以及城乡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均等化的一种重要体现———它符合十七大“让广大人民群众共享文化发展成果”的要求，有利于推进全民学习型社会的建设，有利于社会主义文化的大发展和大繁荣，进而不断增强国家的“软实力”。

　　湖北邓子庆媒体人

　　别让出殡也成了权力寻租的空间

　　《今日早报》4月6日载，浙江省温州部分县市规定未经民政部门培训、未加入当地殡葬协会的民间从业人员，不得继续此类服务，群众不请指定乐队不能出殡，殡葬业为数不多的“自由市场”，面临垄断的终结。

　　指定乐队，这种“大包大揽”，从表面上看似乎工作很热心，服务很周到。事实上，让群众在办理出殡时必须在这里消费，实质上是公权的滥用，是一种权力垄断，也是以权谋私的一种表现，有公共权力越位嫌疑。

　　虽说温州一些乡镇的确存在严重“出大殡”现象，丧家之间盲目攀比，造成大量浪费，还严重扰民，甚至导致交通拥堵，酿成事故。当地民政部门整治丧葬陋习前途漫漫，困难不少。但这不能成为职能部门强制“收编”民间殡葬人员的理由。因为如果是为了防止“出大殡”(指大办丧事，温州民间有“出大殡”习俗，广为诟病)，那只要规定吹打班数量就可以了。

　　此外，并非得让“从事殡葬的民间从业人员”加入行业协会，才能将出殡工作管理好。如果只为了规范行业管理，从业人员真的需具备“上岗”资格，有关部门在坚决落实国家各项政策规定的基础上，不妨免费对他们进行培训，考核合格后，免费发证。同时，对各乐队加强管理和引导，让他们在市场自由竞争中获得提升。这样，在细节上真正做到便民、利民，让老百姓真正得实惠，才是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的生动体现。

　　福建陈开冬公务员

　　新闻背景：

　　近日，中国社工协会副会长刘京做客搜狐新闻会客厅时介绍，2009中国慈善排行榜将于本月24日正式发布，榜单将首次向社会公布承诺捐赠不到位的企业“黑名单”（《京华时报》4月8日)。

　　追责捐赠失信者不能止于曝光

　　对那些言而无信、信口开河的企业，确实需要将之列入“黑名单”予以曝光，让它接受社会舆论的谴责是完全必要的。

　　但是如果仅仅止于曝光，这种“处罚”还是太轻太轻了，并不能达到惩戒的目的。因为在此之前，类似的事情一而再再而三地发生过。例如1998年南方发生特大洪灾，许多企业也曾认捐，认捐额高达六亿元。然而在各大媒体对这些企业进行集中宣传和褒扬后，一些企业却以种种理由不将当初的承诺兑现到位，开出的空头支票高达三亿元；在2008年年初雪灾之后，湖北省民政厅赈灾接受办公室也曾披露，该省共接受捐款1.06亿元，而实际到账仅7383万元，有3000多万元是企业开出的“空头支票”！这些企业为什么不怕曝光？为什么明明知道自已拿不出那么多钱还要开“空头支票”？就因为曝光这种“惩处”实在是太小儿科，实在是无关痛痒；即使曝了光，企业先前承诺时该产生的“广告效应”已经产生了。

　　因此，对那些将承诺当儿戏，大玩“捐赠秀”的企业，必须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等法律法规，在曝光的同时加大追缴力度，必要时通过法律途径进行追讨。只有这样，才能吓阻那些也准备步其后尘的“准捐赠秀”者，还社会一个公道。

　　湖北彭万全公务员

　　 曝光捐赠失信者宜慎之又慎

　　关于曝光捐赠未兑现者问题，有人说，你既然答应捐赠了，出尔反尔就是不对，不对的事情就当被谴责。这个逻辑貌似很强势，但是，很多事情除了简单的是非判断之外，还有价值判断与利害关系需要考量，就拿捐赠未兑现来说，如果真曝光了：一者，就等于把所有捐赠未兑现者都敲定为主观恶意，而事实上，尤其是对企业来说，困难时期，资金链很可能捉襟见肘，未兑现未必就是主观故意；二者，捐赠未兑现者大多是有头有脸的市场主体，信誉与形象视之如生命，也是市场经济中的硬通货，如今，曝光一出，很可能为之带来N倍于捐赠款项的损失，有失公允；三者，曝光手段不是万能的，尤其是在道德领域，它属于挟持舆论力量的倒逼行为，而慈善之所以稀缺，恰恰是因为它靠谴责等暴力手段呼之不来，最忌动辄使用所谓“杀鸡儆猴”的逻辑。

　　正因为我们太需要蓬勃发展的慈善事业了，所以更当对慈善领域的种种问题认真对待，慎重处理。这当然不是说就得迁就并纵容慈善事业中的失信行为，而当跳出道德领域，以制度化、法制化的思路来纾解问题。其实，捐赠承诺只要发生，就意味着契约关系生成，具有法律效力。合同法第13条规定：“当事人订立合同，采取要约、承诺方式。”第25条规定：“承诺生效时合同成立。”此外，全国人大常委会于1999年6月通过了《公益事业捐赠法》，以国家法律的形式来规范社会组织和个人捐赠行为；随后，民政部在2000年颁布了《救灾捐赠管理暂行办法》；就在汶川地震发生前的2008年4月28日，又颁布实施了《救灾捐赠管理办法》，就及时履行捐赠约定作出了规定。相关部门理当以法为据，敦促承诺者履行责任———而不是轻易鼓动民愤，使其沦陷于民意之口水，伤害其情感并挫伤其积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