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读莫砺锋教授主编的《国学文选:中国传统价值观当代诠释》(凤凰出版社),喜其蔚为大观,视域宽广,感其体例新颖,解读精准,敬其治学严谨,编选审慎,尤其是“国学文选”一名,启人深思。在“国学”这一丰厚概念下,所展开的价值架构、编写体例与选文标准,都具有某种回归起点重新思考问题的深层意义。“国学”的重量,哪些文章足以承载?引申而言,何谓国学,如何以国学赓续传统?如何文选,如何以文选承继文脉?
“国学”论争:行走在可疑与可敬之间
很长一段时间以来,“国学”面目模糊,若隐若现,日趋成“热”,行走在可疑与可敬之间。当“国学”无处不在,无所不包,必然“可疑”。今年8月,随手搜索“国学”,相关的最近资讯排序如下:《季羡林称“国学大师”不够格?弓克:我的“明学”开创国学新标准》(8月3日)、《今天,你“国学”了吗?》(8月2日)、《以文会友!烟台市第七届“国学小名士”经典诵读大赛复赛举行》(8月1日)、《披着国学外衣死灰复燃“女德班”为何屡禁难止?》(7月31日)、《〈三字经〉这种“国学”,还是不学为好!》(7月28日)、《48国学者警告美国,共同声明“拒绝新冷战”》(7月27日)、《国学热不是真的热?如何定义国学,我们需要重建价值系统》(7月25日),等等。
关涉“国学”的种种新闻,可谓是当前“国学”尴尬处境的一个缩影:无处不在,又面目可疑,似乎是一个万能的“筐”,无论围绕孩子的校园比赛,还是涉及地缘政治的外交语境,都随影随行,不无可疑,乃至可憎。
另一方面,对“国学”的敬意也无以复加,被寄予通过“致敬国学”,实现“重建斯文”的希冀。
早在2012年,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副院长刘东教授在《国学:六种视角与六重定义》中指出的“国学热”的社会化问题,至今仍不过时:电视上有各种“论坛”,著名大学附设“国学”训练班,培养企业管理界人士的“精神资源”,甚至有些地区出现小学生“读四书、五经”的活动,大众传媒包括电视、报纸、杂志、网络则极尽推波助澜之能事。在这种语境下,依然逆势推崇“国学”的概念,并推出“国学文选”,也带有某些以正视听的“澄清”期待。
何谓国学,如何以国学赓续传统
什么是国学?在《审问与明辨:晚清民国的“国学”论争》一书中,刘东教授以《国学:六种视角与六重定义》一文作为代序,从发生学角度看,梳理出关于“国学”的六种观察视角,以及由此生发的定义,试图澄清“国学”之内涵与外延。如果按照刘东教授的解释模型和分析框架,显然,《国学文选:中国传统价值观当代诠释》则更符合第三种观察视角。第三种视角是,作为传统学术文化的总称——“国学”这个概念在日常应用中,作为一种对于机械割裂的反弹,越来越被当作对于传统学术文化的总称,以吁求对于传统文化的通盘了解和通识教育。在《国学文选:中国传统价值观当代诠释》一书中,莫砺锋教授援引著名学者张岱年先生在《国学丛书总序》中的说法:“国学是中国学术的简称……称中国学术为国学,所谓‘国’是本国之义,这已是一个约定俗成的名称了。中国传统学术包括哲学、经学、史学、政治学、军事学、自然科学及宗教、艺术等等,其中自然科学有天文、算学、水利、医学等,其中最发达的是医学,这些都是国学的内容。”进而言之,他更看重“观念史”层面的国学演进,认为“观念文化既是中华传统文化中最高级的思想结晶,也是最稳定的文明传承”。也正因为此,才会强调,在选编《国学文选》时,并不以文学价值为取舍标准,着眼的是它的内容,或者说它的思想性。同样,对“国学”的理解也有一个过程。比如,台湾学者李鍌教授主编的《中国文化基本教材》曾被称为“第一部被引进大陆的台湾高中生所必修的国学用书”。值得深思的是,该教材2008年被引进出版时,改名为《国学基本教材》(新华出版社,分上下册)。在2013年9月,该书再次出版时,在原名基础上稍微改动,改为《中国文化基础读本》(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分为六册)。就是说,再版时不再采用“国学”的名称,尽管编写组存有“国学用书”的含义——当然,这也可看作是尊重原版的表现。
如何文选,如何以文选承继文脉
提及“文选”,必然涉及相关的编写体例和选取标准。比如大陆引进台湾版的《中国文化基础读本》,谈及编辑大意时,该书编写组认为“编辑目标在于陶铸高中生优雅之气质、高尚之品德,并启导人生意义,弘扬中华文化”。选文的标准是“以能反映中华文化之精髓,培养伦理道德之观念,且具有时代意义者为考量”。
在选文分类时,《中国文化基础读本》主要以四书(《论语》《孟子》《大学》《中庸》)集注为主,采取的分类是,《论语》分为四类,“德行类”(下分论道德、论仁爱、论孝友、论修养、论好恶、论刚毅、论士)、“言语类”(论法语、论人)、“政事类”(论政治、论礼乐)、“文学类”(论为学、论学、论诗),《孟子》分为四类,“论性善”“论行为”“论教育”“论政治”。《大学》《中庸》没有分类。
另一种从台湾引进大陆的“国学文选”,则是台湾成功大学中文系张高评教授主编的《古文观止鉴赏》(九州出版社,10卷本)。他认为编选的标准是“详人之所略,异人之所同,重人之所轻,而忽人之所谨”。因为,之前出版的《古文观止》“九成侧重于词句注释,文言语译等训诂考据,偏离了吴兴祚所期许的‘析义理于精微之蕴’的义理学范畴,以及‘辨字句于毫发之间’的辞章学领域”。
在《国学文选:中国传统价值观当代诠释》中,具体到章节的编排,在编纂过程中虽曾“借鉴各种古文选本”,但从选目到分类都有独特之处,按内容分成十二类四册:孝悌、仁政、家国、学问、自然、技艺、史学、政体、法治、性命、儒学、佛道,每类选录古文16篇。除了选文的来源广泛,文本贴切外,每部分的导语内容更值得关注,比如在“孝悌”部分,编写组撰写的导语认为,“孝悌”是仁爱精神在家庭内部的充分体现,是人们获得安稳、幸福的人伦关系的道德保障,也是确保社会和睦亲善的伦理学目标的基石。正是在“孝悌”的基础上,古人才进一步建构出完整的伦理学体系,并进而指出,“追求人格的完善,追求人伦的幸福,都是中华文化的核心价值取向。在中华文化中,人不是匍匐在神祇脚下的可怜虫,更不是生来就负有原罪的天国弃儿。相反,人是宇宙万物的中心,是衡量万物价值的尺度。人的道德准则并非源于神的诫命,而是源于人的本性”。
这种“选文+导语”的模式,背后是编选眼光与见识判断的学术功夫,尤其加上编写组成员都是南京大学两古专业(中国古典文献学、中国古代文学)的教授,在学术界向有权威声望,更利于实现“国学”的思想结晶与文明传承得以承继与赓续。
作者:高明勇
《中国教育报》2020年12月02日第9版 版名:读书周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