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考是我、也是我们这一代教育工作者心中最痛的事，高考这么强地伤害了这么多年轻人！但现在又没有比高考更公平的办法。”

　　撰稿／贺莉丹(记者)

　　“1963年我参加高考，我的政治常识是66分、语文60分、数学92分、物理79分、化学74.5分、俄语85分，总分456.5分。我报中科大就因为华罗庚在这当副校长，你看，我数学特好……”

　　一张微微泛黄的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以下简称“中科大”)学生学籍成绩登记表摊开在记者面前，黑白照上的17岁少年被一副黑框眼镜压住鼻梁，若有所思状。这个少年来自四川成都市十三中。

　　2007年6月20日接受《新民周刊》记者专访，中科大校长朱清时事先从校档案馆找出了他这张44年前的高考成绩单，薄薄旧纸，是昔日他通往梦想学府的通行证。

　　时光流转，担任中科大校长9年间，每逢高考招生，家长们的焦灼神情与孩子们的急切脸孔，都一样触动着朱清时。

　　在他位于合肥的24平方米的办公室内，谈及高考恢复后的30年，朱清时一口浓重川音，表情并不轻松。

　　恢复高考改变了几代人命运

　　记者：“知识改变命运”被重提，你如何看待1977年的恢复高考？

　　朱清时：那是中国教育史上的一件特大事情！十年“文革”耽误了十届中学生，那次恢复高考，给所有年轻人一个公平的选拔机制，改变了几代人的命运。

　　1977年时我在青海工作。那年冬天突然恢复高考，所有高中生根本来不及准备，有500多万人报名，收了27万，那年考上的人，命运基本就改变了。

　　1963年我参加高考，5年后从中科大毕业。那年招20万人，约有100万高中毕业生(报考)，同龄人是1500万。44年间，高考的形式、内容并没有太大变化。在60年代，考上大学确实改变了命运，如果没考上大学，我不可能成为科学工作者和大学校长。我们班只有五分之二的人考上大学，没有考上大学的人的生活也丰富多彩，有些人当了工人，有些人参军，是很好的出路。

　　上大学永远是年轻人的最好选择，但在我那个时代，上不了大学的年轻人并不像现在这么痛苦，他们还是能成才；现在过分强调了大学文凭，忽视了自学成才之路。在我的青年时代，自学成才很光荣，譬如我们学校副校长华罗庚，高中都没上过，他就是自学成才。

　　60年代到现在，人的心态变了，现在是拼了命要考上大学，高考变成货真价实的独木桥。

　　记者：你亲身经历的高考是怎样的？

　　朱清时：在1963年，我们的高考考出的是真实状态，比如我那时就偏数理、轻文史，很明显。那时我们高三到了最后一个月才停课、集中复习，没有给一大堆参考资料、翻来覆去的考试练习，也没有老师给你猜题、估分……我也有压力，当时想考上大学，但也不觉得考不上大学就下地狱了。我近视，参军不行，但当工人也挺好的。我们那时的高考像选拔运动员，没有经过太多训练；现在小孩三四岁就开始训练绝招，但把小孩的身体搞坏了。

　　恢复高考到今天，高考走火入魔了，让年轻人花大量精力跟时间去训练一些不必要的事，就是为高分。譬如，农田完全不施肥可能亩产300斤，施一遍化肥可能亩产600斤，施两遍可能亩产700斤，施第三遍可能只有720斤，到后来越施肥越无效。现在就像一块田里要施几十遍肥。

　　高考是维系公正的最好手段

　　记者：今年“两会”，人大代表范谊提交关于废除高考的建议，引发热议，你如何评价现在的高考制度？

　　朱清时：那非常不理智，我完全反对废除高考。尽管高考有很多缺点，但高考的最大优点是分数面前人人平等，高考是农村跟贫困家庭的小孩改变命运的最有效方式。

　　当然我们还没做到完全平等，但高考毕竟是一个手段。有这个手段存在，农村跟贫困家庭的小孩才有改变命运的希望；如果我们废除高考，就造成社会的极大不公。

　　高考是维系社会公正的一个手段，这是高考的最大价值。任何人说废除高考都不可取，中国现在不能废除高考。

　　记者：现在有很多人将高考类比科举，认为它们都开辟了一个平等竞争渠道，为各阶层向上流动建立了一个公正秩序，你如何看待？

　　朱清时：高考跟科举一脉相承，精神实质相同，高考与科举都给任何阶层和家庭的子女提供了一个平等晋升到高层的手段。高考跟科举比最大的不同是考试目的：科举考试的目的是选官，高考是竞争学业上的深造机会；最大的改进是考试内容变了：科举考的是八股文，落后了，不经济实用；高考考的是自然、社会科学，比较经济实用。

　　记者：在你看来，高考“唯分取人”的应试教育模式能否真正承担起选拔人才的重任？

　　朱清时：我们的高考一直想改变“唯分取人”的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