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岁的严亘患有先天性白内障，出生16个月后进行了手术，但术后效果不理想，最后变成弱视、散光，矫正视力0.3左右，属于视力残疾人。不仅从小就要戴着与众不同的双凸镜，而且平常看书、学习、考试时都需要使用放大镜。然而，从小好学的严亘努力发奋，希望用自己的勤奋弥补自己的不足。

    同样是先天性白内障的母亲刘新看在眼里，疼在心里。原本应该是健康的儿子，只因为她的遗传，现在也变成了视障人士，这让作为母亲的她内疚多年。现在面对儿子在考试中遇到的难题，刘新觉得自己不该再沉默了，她要为儿子做些什么。

    寻求公平考试机会

    2003年，严亘中考前，刘新找到大连市招生工作办公室，希望让儿子在考试时用上大字卷或者延长考试时间，但是市招生办以“没有先例”为由婉言拒绝了她。由于中考考试时严亘要用放大镜来阅读、答卷，浪费了很多时间，很多考题没有答完，结果严亘中考失利，进入一所普通高中。

    2006年，19岁的严亘进入了高三的学习生活。面对即将到来的高考，刘新再次燃起了为儿子争取公平考试机会的想法。刘新告诉记者，她所谓的“公平考试机会”是指：高考试卷是按照视力正常考生的视力标准来设计的，这对于视障考生来说有失公平。所以她想联系相关部门，能让儿子用上专门为视障考生设计的大字卷，或者延长考试时间。

    锲而不舍仍遭拒2006年3月开始，刘新先后联系了大连市招生工作办公室和大连市残联、辽宁省残联的相关部门，相关工作人员对此事也很重视，但表示最后的决定权在辽宁省招生考试办公室。于是刘新又联系到了辽宁省招生考试办公室，相关工作人员让刘新和儿子写了一份“特别申请”后，最后告知刘新，由于申请人数太少，只有大连、鞍山两位视障考生，无法为他们特别印制大字卷。

    2006年6月，严亘拿着放大镜走进了高考考场，还是同样的原因，严亘高考失利，高考成绩只够上一所“三本”学校。心气很高的严亘不愿意去，最后选择了复读。据严亘高三班主任刘老师介绍，严亘在班里平时学习成绩优异，属于那种品学兼优的好孩子。但因视障，严亘在考试时浪费了大量的时间。2006年高考，严亘有很多试题都没有来得及做，结果才导致了高考失利。如果严亘能使用大字卷或者延长考试时间，按照严亘平时的学习成绩，他最低也能考取一所“二本”高校。

    大字卷已有先例

    据了解，在辽宁省尚未出现的针对视障考生的大字卷，在其他省市已有先例。2005年6月7日上午，北京市高考语文考场首次出现了特意为北京市盲人学校的两名视障生准备的大字卷。据北京市盲人学校校长李平毅介绍，“正常的高考试卷使用5号字，大字卷是将正常高考试卷的内容放大成3号字，复印在A3纸上。”而且，“与正常高考试卷连成一体不一样，大字卷是用一张张的A3纸分别按序摞起来的。”

    “既然其他城市已经有了先例，这就说明这件事是可行的。”当刘新知道这件事以后，她更加坚定了为儿子争取公平考试机会的信念。今年3月份，她再次向各个相关部门反映情况。目前，她通过大连市招生工作办公室工作人员已经将其“特别申请”递交给了辽宁省招生考试办公室。并且通过大连市残联将儿子的情况反映到了辽宁省残联，希望在多个部门的推动协作下，能让儿子和辽宁省的其他视障考生获得公平的考试机会。

    残疾人权益保护还需加强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像视障考生严亘所遭遇的情况绝不是个例。大连市残联康复处一位负责人告诉记者，2006年4月份开始的第二次全国残疾人抽样调查结果显示，大连市目前有残疾人30万，视障人士达到4.19万，视力残疾占残疾人总数的13.96％。视障人士包括全盲人数和低视力人士，其中低视力人数多于全盲人士，人数大约有2.5万多。其中青少年学生占30％－40％。

    谈到严亘的情况，该负责人表示，残疾人和正常人一样都应该享有受教育的权利。像严亘这样的视障人士，和正常的孩子一起上学，本身就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情。所以给他们提供公平的考试机会，应该是合法、合理、合情的。

    目前，严亘坐在教室内的第一排———一个班级专门为他设立的座位，距离黑板很近很近。然而就是这样，他有时看黑板上的字迹仍旧模模糊糊，放大镜仍然是他必需的学习工具。母亲刘新每天仍旧等待着来自辽宁省招生考试办公室的消息，她希望儿子在今年6月的再次高考中，那个放大镜能够不再使用。

    （为保护受访者隐私，严亘与刘新均为化名）

    于程程 本报记者姜成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