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约撰稿／童大焕

　　那天从《新民周刊》读到复旦大学副教授严锋先生的《我们都是原始人》，深有感触。他从英国人类学家莫里斯的《裸猿》说起，世界变化太快，而我们的良性基因突变大约需要2万－20万年才会出现并且扩散。也许你脚蹬贝路帝，身着路易·威登，手持诺基亚8800，可是在肩膀上扛着的那颗头颅，和茹毛饮血的原始人没有什么两样！幸好，先天落后的大脑功能，可以靠后天的学习来弥补和改进，而这正是人之所以为人最独特的能力，也是人不断超越原始落后的基因、不断超越自我的最大希望所在。

　　21世纪人类社会最伟大的两件事，一是以美国为首的技术革命，突出表现为互联网；二是中国的城市化运动，青壮年劳动力正突破一切有形和无形的枷锁迅速融进全国性的大市场，最底层的农民阶层和中上层的社会精英阶层一道，突破观念、单位和城乡分隔的重重障碍，把自己蜕变成为最具活力的市场资源，并由此支撑起长期以来一些官员和经济学者引以为豪的中国经济奇迹。他们，成为中国最有生机和活力的“流动的资本”。

　　但在教育和户籍问题上，我们的脚已经踏上21世纪的高速列车，脑袋却似乎还停留在1978年以前人一辈子固定在一个地方甚至一个单位的计划经济时代，一系列的制度和观念都在拖着时代的后腿。眼前的一个事例是：北师大亚太附属实验学校高一学生王铭因为户籍在海南，不能在北京参加高考；而海南为了防止“高考移民”，规定必须在当地读完3年高中课程、有当地小学或初中毕业证，才能不受限制地报考大学。显然，海南也不接受她，因此，她面临着无法参加高考的命运。无奈之下，她的父母向媒体表示孩子只能选择出国求学。

　　还有更多的儿童已经遭遇、正在遭遇或者即将遭遇同样的命运，不论其父母是社会精英还是刚刚从农田里洗完脚进城的农民。只要他们跨省流动，这样的现实就格外冰冷而且坚硬。他们的名字叫“流动儿童”。他们在自己的国土上流动，人却被甩在教育的正常秩序之外，从小学到初中到高中，他们只能“借读”，交高额赞助费，或者只能在打工子弟学校拥有一张风雨飘摇的书桌，而且还随时面临着学校被地方政府取缔的危险。到了高考，他们更是整体被排除在外：常住地以户籍为壁垒把他们挡在门外，户籍所在地以拒绝“高考移民”为由把他们排斥在外。“流动儿童”几乎完全成了无根的浮萍。他们的平等受教育权利写在法律上，“高考是最公平的考试”天天挂在一些教育官员的嘴上，但有谁、有哪个制度来维护这样一个庞大社会群体的权益？！他们以及他们的家长，基本上处在求告无门的境地。据有关部门透露，国内18岁以下“流动儿童”群体，如今已达2000万！而且还在增加。其中相当一部分跨省流动的，他们只有一个共同的名字——“高考黑户”。

　　对于这个问题，有识之士杜鹃啼血连年呼吁，至今毫无进展。没有多少人能够像王铭的父母一样供得起孩子的海外留学费用，香港和澳门地区的大学招生也只是杯水车薪。越来越多的孩子正在发出“明天我们将在哪里高考”的呐喊，却无人回答，仿佛这世界是一个空洞。已经有调查显示，平等受教育权和高考权受到制度性侵害，已经直接成为孩子们成长中的巨大障碍，不仅严重影响了他们的学业，而且直接影响了他们的心灵健康，其仇视社会和违法犯罪的比例是正常人群的3倍以上；而且这种影响直接“镜像”到另外2000万被迫留守、不能随父母迁徙流动的儿童。一夜之间蔓延全法国的骚乱也许是我们的前车之鉴。今天我们再不重视这一巨大群体的教育公平，法国骚乱的昨天，会不会就是我们不少城市的明天？

　　教育公平是社会公平之本，教育当以社会公平为己任。然而，我们的教育和高考制度，与落后的户口管理等制度之间形成的矛盾却在不断加重。如果歧视和不平等成为我们这个社会的常态，甚至成为孩子们进入社会前“教育”学生的“人生第一课”，我不知道我们的未来到底会怎样。

　　如果我们人人拥有公民本应有的迁徙和户籍自由；如果教育不再垄断，私立大学可以自由准入自由招生自由颁发文凭；如果越来越多的公立大学向中国政法大学学习，按人口比例（宜逐渐过渡到按考生比例——作者注）公平公正地分配招生名额……只要有一个“如果”，这一巨大群体的高考权利就不会被漠视、被搁置。

　　联系到国内教育已在6年来连续5年成为百姓眼中的乱收费之首（另一年为第二名），联系到政府教育投入比例逐年降低的事实，联系到新“读书无用论”在不少农村地区的大幅度抬头，联系到众多公立重点大学“地方化”，联系到成千上万的大学生毕业即失业，联系到教育体制内部的高度行政化导致教育和科研的双重落后与滑坡，等等。我们无法不大声疾呼：国家处在危险之中，教育改革势在必行！（作者系北京资深评论员，杂文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