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考问题再一次被提到了全国热炒的高度上来。

一年当中高考到底应该有几次？从表面上看，这是个高考制度设计问题。原则上说，高考应该本着追求社会公平最大化的目标，让所有参加高考的人具有公平的考试机会。

现在的高考对于在中国大陆的所有年轻人来说，都具有历史性和决定性的影响，高考表现的差异，直接会产生截然不同的未来生活路径。太多的一考定终身的事例让我们触目惊心，也因此衍生出来无数的悲剧，甚至到了家破人亡的地步。

由是，高考的次数与高考的重要性密切相关。如果高考对于一个人余下的全部生活质量有着异乎寻常的作用的话，那么就应该把由于如此重要的考试中所可能存在的各式各样的偶然事件的影响最小化，也就是说，参加考试者应该表现出各自的真实水平，而不受考试时期包括气候、身体、心理等多方面因素的干扰，至少应该将这种考试的影响因素降低到最小的程度。

如此，增加年度高考次数，会使得参加高考者表现的偶然性下降，提高高考的公平性。同时，对于那些因为表现欠佳而失手的考生来说，缩短了考试的间隔，节约了包括时间、精力、家庭、社会等各方面为其考试的准备所必须的支出。至少，对于这类考试而言，节约了生命资源。为此，社会付出的成本将会是作为中国最重要考试的公平性的提升，和生命时光的无端消耗，以及家破人亡悲剧的减少。

那种认为增加高考次数社会成本的说法，表面上看是为了节省社会为高考所付出的代价，但却没有看到高考所造成的各种惨剧的社会后果；而且，社会为高考付出代价本身，也存在着华而不实的成分，原本一个很普通的大学入学考试，被全社会哄抬到了如此隆重而惊险的位置，凭空制造出来高考的盛世景象来为高考经济添油加醋，更让置身其中的考生如履薄冰。

从采访到的各方面反映看，增加高考次数也是理所当然的。其中认为由于高考当中存在舞弊行为而反对增加考试次数的观点，本身就是词不达意。高考当中是否存在舞弊，与高考次数无关，而是高考制度本身的缺陷，这种制度缺陷并不会因为高考次数的变化而呈现相关性的改变。只要中国社会全民腐败的状况得不到根除，不管是高考还是其他什么领域，舞弊腐败徇私枉法的行为就必然无处不在。

在这个层面上，看起来增加年度高考次数未可厚非，或者是天经地义的。

日本长冈技术科学大学校长川上正光在其《科学与独创》一书中认为，“一国之兴亡、盛衰，确实与国民的生命力和创造力是相关的。”“为了我国的繁荣、存续、内政、外交和整个学术领域，具有独创性与预见性是极为重要的。”“大学的最大使命是创造出学问、技术，要培养出具有创造力的人。”

战后日本的迅速复兴和崛起，与其举国上下齐心协力大兴教育、甚至到了饿着肚子也要办好教育的全民选择密不可分。

日本近视眼罹患者在人口中占比全世界第一，中国荣幸地位居次席。邓小平以后的中国一把手，近视眼就成为中国特色的风景。在中国的大学生当中，近视眼占比高达80％，大大超过了日本的比例。那么这是不是说，中国的高等教育也忙不迭地赶超日本而成为全世界首屈一指的呢？

《南方人物周刊》载文，“丘成桐：北京大学引进的海外人才大部分是假的”。文章引用丘成桐的直言不讳来开宗明义：

●中国很多高校唯利是图，就是看钱，看经费，真的研究成果从来不在乎。
 
●用金钱名利来引诱人的事情做多了，名教授也好、院士也好，也都不觉得羞耻。
 
●在中国还有一个现象是，先当校长再当院士，而不是先当院士再当校长。

●要公平，全世界都在这么做，但中国不愿意做。不做，因为不愿损害既得利益。
 
●说北京大学40%的引进人才都是海外的，你去美国调查一下，我担保大部分是假的。反正不是他的钱，是国家的钱。

在其他场合，北大花费了吃奶力气引进的数学大师丘成桐也口无遮拦：“中国高校的学术风气已经到了非整治不可的时候，否则中国科技的发展将至少退后20年。许多老师只懂得讨论第三流的问题，学生不会钻研出第一流的学问。以目前中国的本科教育模式，不可能培养出一流的人才。”丘成桐对中国大学教育存有不同看法，他批评一些名牌大学惟利是图，一心想赚钱，有些教授的素质也没有保证，大学里的派系关系，窒碍了学术界的自由发展。他认为有些高校和主管部门喜欢用“文革”和“亩产万斤”的形式作为工作成绩向上汇报，却完全不考虑教育的真正使命。

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对中国的高等教育进行指责，中国的高等院校们凭借质量越来越差、但价格却越来越高的生产，用流水线般地制造出一批批的假冒伪劣品种。一个改革开放，把至少在毛泽东时代还拥有的德智体全面发展，弄到了缺德无品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德”、“体”彻底完蛋，而智力上根本达不到用人单位基本需求因而无法在市场上适销对路的窘境，造就了张开血盆大口侵吞国民财富却豢养越来越多的丘成桐所谓“不觉得羞耻”的货色、把原本好端端的学生弄成对于现代社会而言的残次品甚至人格品质边缘化的人类垃圾。

如此情状之下，进入中国大陆大学所必需的高考的次数增加与否，也就显得无足轻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