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看到孙复初先生的教育评论《解高考招生制度之“结”》，心里有话不吐不快。当看到这个题目时，笔者心里先是欣喜——又有人能够对高考改革提出建设性意见了！可是当我看完全文，担忧甚是多过了欣喜。

　　笔者可以从面临高考的学生的角度来分析一下孙教授的思路在实践中是否行得通。

　　第一，孙教授提出的高考成绩和平时成绩相结合的办法。高考之所以称之为高考，就是因为它的性质是一次性的升学考试，既然是考试就带有偶然性。笔者也很愿意使用平时成绩代替“一考定终身”的高考，但是很遗憾，从十年前的“减负运动”一直到现在，笔者所在城市的学校种种平时对于平时成绩考查与期终大考成绩相结合的尝试都以失败告终。原因大概有如下几条：

　　首先，平时考试的考卷出得十分随意，不像高考有那么多的命题专家集中讨论，题目可能并不规范，不能真实全面地反映学生的知识掌握与运用水平。

　　其次，平时考试对我们学生来说仅仅是知识掌握水平的自测，没有人看得很重，而如果按照孙教授所讲的方法改革的话，那么次次考试就都成了高考的组成部分，使学生如履薄冰，每次考试前都搞题海战术，而且是题海战术越成功的学生在这样的评价体系中获得的对学习成果的承认更多。这样就与课改的初衷背道而驰，严重妨碍了学生素质的全面发展。

　　再次，这样的评价方式在缺乏法治的社会条件下难免为“寻租”提供了空间，妨碍了教育的良好发展。平时考试成绩由学校甚至由自己的课任老师一人说得算，而实践证明学校、老师在权力、金钱面前也是弱势群体，学校的建设需要行政权力的支持，老师的工资也看财政，这样的条件面前，教我们如何放弃相对公平的高考制度而寄希望于虚无缥缈的“职业道德操守”？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这样的制度根本没有可操作性。除了上述因素以外，大家知道高考全称是“全国统一高等学校入学招生考试”，现在各个地方的高考考卷不一样，录取分数线不一样，这些问题已经被老百姓诟病已久，而孙教授提出的意见却要将这种“统一”更深地打破，让高考成为学校自己组织的考试；要不就是全国各地蔚为壮观地每隔三五个月就“关”进一批老师统一出卷，统一押送考卷，统一制作准考证，随机分配考场……前一种情况，违反了教育的公平性原则，将会在构建和谐社会的大潮中惨遭淘汰；后一种情况，则不符合市场规律，这样做额外增加支出的公共资源由谁来买单？

　　对于孙教授的第二个思路，即选拔有培育前途的“偏才苗子”的问题，我对孙教授的诊断十分赞同，可是他开出的药方却不对症。众所周知如今我国高等教育的育人模式屡遭质疑，从杨振宁的大学成功论被批驳得面目全非到陈丹青辞去清华教授职位再到数位全国一流大学的研究生退学……孙教授“建议部分高校扩大并改革特长生的特招制度。”这里的部分高校指的是什么高校？在高校“排行榜”里排名一流的吗？这对于其他高校来说是不是有点本位主义了呢？“特长生特招”在实践中已经引起了诸多悲欢哀叹，在招生领域乃至高等教育领域缺乏法治的社会背景下，我们不能强求像西方发达国家那样进行自主招生。笔者深知教育改革的唯一出路在于教育自主化，但是自主化不等于不顾现实条件而下放给高校极大的招生自主权，原因是：首先，在中国人的观念中，上大学仍是人生中的头等大事，为了增大上大学特别是名牌大学的把握，必然会不惜一切代价帮孩子弄到一切高考外的机会。现阶段在孩子间（实际上很可能演变成家长间）的博弈中，必然是权力占优的一方获胜，教育的公平性就很难保证，这样获得的教育产品很可能导致社会学上的“阶层代际继承效应”明显增强，选拔人才的初衷也就很难实现了（甚至有可能演变成政治问题）。其次，所谓的“入营资格考试”不也是考试？本质上只不过是高考的“变种”罢了，“人的才气，性情，素质，统统变成了表格数字，”陈丹青语，“从这些表格上根本看不出考生是怎样一个人！”

　　孙教授最后提出“建议由各方面专家共同会诊，提出一个或几个方案在全国试行”，这不禁让我感到一丝凉意。教育改革是可以“试行”的吗？在笔者看来，经济改革可以大胆地闯，政治改革也可以试，但就是教育改革不能这样随便试。学生不是试验品，一座城市一届中学生就有好几万，改革涉及的是这几万人甚至几十万、上百万人（试点范围更大的话）的切身利益，而这些学生今后又将组成千万个家庭，构成社会的细胞。只要有一届学生的改革出现失误，就直接损害了这届学生的利益，并且这种损失是不可弥补的，也是不能用金钱、分数来衡量的。这里提出“专家会诊”，笔者认为决不是解决问题的方法。广大学生不需要专家，不需要教授，也不需要“权威”的方案，他们只是希望能有适合自己的教育而已。最应该掌握发言权的，就是奋斗在教学一线的中学教师和在题海中挣扎盼望曙光的学生，否则，一旦改革失败，学生、老师都只能吃哑巴亏，专家教授却只需对官方媒体说声“改革基本成功”即可万事大吉。这岂不是本末倒置？

　　后记：笔者注意到，文章最后附注了一句“作者系清华大学教授”，不知编辑是不是这样一种想法：“他是清华教授所以他说的话有权威性？”如果这样的话，那就错了。高校教授当然可以对现在的教育制度评头论足，特别是老一辈的教师，他们对现在高中输送的高校学生质量是很有意见的，他们说高考的不是也很中肯，但是，高校教师的角色定位决定了他们很难提出可行的高考改革方案，也就是说这种角色可以“废”一种制度但是很难“立”起新的制度。我们需要能够真正付诸实践的方案，需要能够站在改革风头浪尖上的学者，否则即使批评得再在理也不可能成为英雄。

　　许多行政官员、大众媒体都患上了“专家迷信症”，总要把有较高职称、行政级别、学术级别的人物的话语予以强调，媒体上充斥了太多他们的声音，而缺乏底层大众的声音。邓小平说，中国的事，急不得，一急就会乱。如果脱离了人民群众而自成一体来看待问题，那不是知识分子应有的治学态度，是违反唯物辩证法规律的。希望专家教授们能走出他们的天地，真正到一线去听听老师、同学们的说法。

　　原文：人民日报：解高考招生制度之“结”

　　孙复初

　　有人说：高考招生制度改革是一个难解的“结”。由于高考指挥棒是造成全国应试教育盛行之“源”，因此解决这个难题就必须从源头抓起。把指挥应试教育的指挥棒变成指挥素质教育的指挥棒。

　　解开这个“结”有以下几条思路：

　　第一条思路是实行高考成绩和平时成绩相结合的办法。高考成绩常带有一定的偶然性，高中三年一贯优秀才是真正优秀。

　　高、初中阶段都应恢复应试教育前的三年制课程设置，每门课都随着平时上课在期末考试评分。建议将高考科目增到６—８门，每门课考试６０—９０分钟，三天考完。各大学根据不同专业确定不同的考试科目，并对每个科目确定不同的比例计入总分，例如英语，不同专业可按不同比例（例如：１００％、８０％、５０％）计入总分，或完全不入总分。其他科目与此相同。各专业计分的主要科目的高考成绩若和平时成绩有很大差异，允许录取院校对该生单独复试。

　　高考录取要参考平时成绩，对各中学恢复正常的全套课程设置，稳定正常教学秩序，督促学生业务学习全面健康发展能起到推动作用。

　　第二个思路是选拔有培育前途的“偏才苗子”的问题。目前我国部分大学有招收特长生的制度，例如体育、文艺有特长的可以降分录取，语文、外语、数学、物理、化学、生物或发明创造能力特别强的学生都不在特长生之列。这些方面有特长的学生目前按“全能”考试———高考来选拔。对此我们就拿考核选拔运动员苗子为例，我们不能要求国家运动员个个都是五项全能、十项全能。选拔运动员是如此，高考选拔大学生为何不应是如此？

　　若按当前高考“全能”的要求，当年钱钟书、吴晗这些大师就上不了大学。这２０多年来，我们的高考招生制度，把多少有天赋的“偏才苗子”拒之于大学门外？

　　为此，建议部分高校扩大并改革特长生的特招制度。由这些高校举办部分“学科”（如数学、物理、化学、生物、计算机等）和“发明创造能手”夏令营和冬令营。通过入营资格考试的高中学生在营中接受特殊训练。在训练过程中选拔确有天赋的苗子。由高校导师组成“伯乐”小组面试，确实优秀者在高考中降分录取，降分幅度可大于２０分。

　　招生制度的改革是一项系统工程，它决定了并指挥着全国中小学办学的方向。建议由各方面专家共同会诊，提出一个或几个方案在全国试行。

　　（作者系清华大学教授）

　　《人民日报》（２００６年０１月２６日第十三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