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余恨

　　毫不客气地讲，中国的高等教育，到了为虚假繁荣买单的时候了。

　　在此前全国两会上，高校债务危机已经成为人大代表关注的热点。中国社科院一份调查显示，2005年以前，我国公办高校向银行贷款总额达1500亿~2000亿元。有关专家认为：“按照严格的财务核算制度，一些高校其实已经破产。”专家的话音未落，吉林大学即自曝债务，把自己推到了风暴中心。据称，吉大财务困境从2005年开始逐步显现，每年需支付银行利息高达1.5亿至1.7亿元，资金入不敷出的情况日趋严峻。

　　“吉大”愿意出这个头，倒不是具有牺牲精神，以“自曝”引起公众对高校负债的关注。在我看来，实在是揭不开锅了，不得已而为之。没有外部输血，就真的要“破产”，两害相权取其轻，自曝内幕以求救——在获得舆论关注、同情之时，“迫使”财政和地方政府急施援手。而类似“吉大”这样的窘境，在全国高校中并不少见，解剖吉大这只麻雀，就基本上可以洞悉在扩招狂潮中，如野牛出栏一样的各高校，是如何奋不顾身地跃入债务泥潭而难以自拔的。

　　高校的大规模负债始于1999年的全面扩招。当时，高校因大幅度扩招面临教育教学资源严重不足，国有商业银行则积极寻找债贷人。两方各取所需，高校要利用银行贷款加大校园改造和建设力度。同时，地方政府默许甚至鼓励高校贷款。为此，地方政府出台了一系列“利好”措施。于是乎，一场大规模、大呼隆、大幅度的基建大跃进竞相在全国上演了。教育部门要繁荣，地方政府要政绩，银行要利益，各个高校要实惠——多重因素作用下，大家都争先恐后，奋不顾身，哪怕身后“洪水滔滔”。

　　这其实是一场可以预见的困局。这几年各地高校竞相扩招，大兴土木，不时地有豪奢之举措传出。有上千万元的豪华大门，有圈地过千亩的豪举，有兴建高尔夫球场提升学生国际化素质的，不一而足。然而，这一切，都取决于钱。钱来得太容易了，就去得也快。花钱成为一种运动，花了借，借了再借。反正债多不愁，“罚”不责众。学校是国家的，银行是国家的，都是一家人，更是一家亲，实在还不了了，还不是国家的事吗？大家都心知肚明，都端着国家这个大碗胡吃海塞。

　　然而，有道是天下没有免费的宴席。当银根紧张的时候，银行也逐渐清醒过来，当泡沫吹尽，虚假繁荣彻底暴露的时候，银行不仅不敢再给这些“债大爷”贷款，其催贷之声日紧。像吉大，在其收入已经不抵银行贷款利息之时，“破产”危机就已经到来。现在的情况是，高收费是高压线，教育部不允许，学生更不干；减少投入，舆论干预，学生不干，势必会引起舆情震荡。破产了，国家不干，政府一味地买单，纳税人不干；在这样一个怪圈中，高校自救不能。

　　可以想见的结果是，除了破产这条路之外，其他的方法都可以试试。先从学校自筹来说。学校自筹势必会卖资源、卖地产、卖分数、卖原则、卖数十年来积累起来的本就稀薄但却珍贵的信誉。一些大学在政府的召集下，卖城中的老校区。这虽不失为一招，但传统名校的校区被卖作他用，有贻骂后人之虞，更多的是有价无市，卖不出去。这一招后果严重，且难解近渴。银行现在也在商业化运作，要银行免息，银行必然要政府兜底。要银行再贷，恐怕也不大现实，除非是政府担保。最终还得政府，尤其是地方政府亮出真金白银来才能解决问题。地方政府因大学城带动地价升值，确实收益颇丰，但要彻底解决各地大学城的天文数字般的债务，就算是力有所逮，也是压力重重。最终，谁来解决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