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时，距离他决定放弃在美国30年的学术生涯、接过担任“香港第三所大学”创校校长聘书的那一刻，已经过去了近20年。16年里，就在当年英国殖民政府准备用来修建军营的一块山高坡陡、地无三尺平的荒地上，生长起一座现代化的大学——又一个香港奇迹。

　　这所马上就要迎来16岁生日的大学所拥有的并不仅是得天独厚的风景。2006年，在英国《泰晤士报高等教育特刊》公布的大学排行榜上，它的总排名居第58，工学院名列第17，社会学院名列第52。而在《金融时报》推出的全球EMBA项目排行榜上，它与凯洛格商学院合作的行政工商管理硕士课程，更高踞榜眼。崔大伟(David Zweig)，在加拿大出生、在美国密歇根大学和哈佛大学拿到学位、在波士顿的塔夫茨大学教过书的社会学家，谈起为何最终选择在这所大学落地生根，一个重要原因是，“依成立的时间论，它是世界上最好的大学”。

　　香港科技大学，粤语里的“科技”与英语中“雾蒙蒙的”一词发音几乎没有分别，于是这个学校的人，喜欢带点促狭地叫自己“Foggy大学”。正如校名英文缩写HKUST(Hong K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也会被恶搞成“香港压力大学”——“Hong Kong University of Stress and Tension”，看似抱怨的调侃，骨子里自有一种骄傲。的确，这是一所拥有一段不仅在香港，甚至在整个大中华地区都绝无仅有、足资为傲的创校历史的大学。

　　上世纪80年代中期，中英谈判，香港回归已成定局，而大陆的改革开放，使香港作为劳动密集型制造业中心的地位开始受到挑战。以往的两所大学和两所英式理工学院，已经不能满足香港对人才的需要。在港督尤德和政坛人物钟士元倡议下，一所新的以科技为主的研究型大学，被提上日程。

　　“香港的高等教育，其实并没有规划，完全应需而生。”吴家玮说，“在很长时间里，香港是一个殖民地。殖民地需要什么人才？首先得英文说得好，然后，商业社会里，需要有人懂经济、法律，还得有医生。”1911年创办的香港大学，以英语教学，主要目的为香港培养公务员，以及商埠所需的专业人士。这所大学的毕业生，并不要求有很强的专业知识，但聪明、能干、英文好、适应力强，如今香港的大部分政界高层和商业成功人士，均出于此。50年代末，大批不会讲英文的移民涌入香港，为了满足这些人的受教育需要，在三所学院的基础上，成立了用中文授课的本港第二所大学，即香港中文大学。60年代，香港制造业开始腾飞，对大批专业技术工人的需求，催生了香港理工学院和香港城市大学。但所有这些学校都是以教学为主的英式学校，等进入到80年代，美国依赖现代科学技术为动力营造的经济奇迹，才令一批有远见的香港人想到，一所研究型大学，或许可以帮助香港实现转型。

　　1986年春天的一天，打开信箱，吴家玮收到了时任香港第三所大学筹备委员会秘书长的麦法诚(Ian Macpherson)的一封信。信里说，香港要开办一所高科技大学，希望可以前来参观讨教。

　　这时候，吴家玮正在美国旧金山州立大学校长任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