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焦连伟的情况相似，工程物理系教授高文焕也是在正当壮年时不幸病逝。

    今年46岁的高文焕，被视为清华大学工程物理系的重量级学者。

    2004年2月20日，党中央、国务院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召开2003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 高文焕作为清华大学6位代表之一，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接见及表彰。

    资料显示，由高担任第二完成人的“加速器辐射源移动式集装箱检查系统系列的研制及产业化”项目，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一等奖。

    2004年春节，高文焕上岳母家拜年。细心的岳母察觉他身体异常，便当面问起。他称可能患上糖尿病。但这并未引起家人包括他自己的重视。

    同年4月，高被确诊为肺腺癌，而且已是晚期。在医院治疗9个月后，高文焕去世。为其诊断的医生表示：由于错过了最佳治疗时机，最终没能挽回他正当壮年的生命。

    电机系那位不愿具名的教师表示，虽然学校会定期对教师进行体检，但从两方面反映出的情况显示这种体检形同虚设：一是受体检条件限制，一些疑难病症不可能查出来；二是多数教师为科研项目、会务、公派外访等所累，实际上错过了体检机会。

    “他总是太忙了。”妻子陆静华说，高文焕经常凌晨三四点才回家睡觉。

    高所在工程物理系，实施产、学、研一体化，故他身兼本系教授、“粒子技术和辐射成像国家专业实验室”副主任，同方威视股份公司总工程师等多个职务。

    而熟悉高文焕的人如此描述其状态：呕心沥血、废寝忘食。他所在研究所为照顾科研人员身体，规定晚12点前办公室必须熄灯。但如果没有人催，高时常通宵达旦地工作。

    高文焕在临终前对一位同事说：“如果再活5年时间，我就能和同志们一起继续完成项目。”但这一愿望并未能完成。

    “他们太累太焦虑”

    “房子，孩子的教育，经费，职称，真的会把人压得喘不上气来。”工程物理系一位教师说。

    以焦连伟为例，在过去6年时间里，焦一共参与了12个科研项目。先后参与指导研究生13人，本科生2人，同时还负责5门课程的教学工作。

    妻子王玮介绍，焦5年多来从未有超过两天的假期。

    2月1日，已是学校放假后的第5天，但电机系的孙宏斌老师还在加班加点，他甚至舍不得抽出半小时接见一个远道而来的朋友。

    此前一周，他全力处理同学焦连伟的善后事宜。“耽误了太多时间，再不加班就会失掉一个部委的项目。”孙说。

    在清华西主楼、东主楼，至今仍有年轻的教师在通宵达旦地加班。

    由此形成的一种现象是，40岁之前努力升至教授，而身处教授之位后，还得拼了命地搞研究。

    “认为自己是元老不再加班是天经地义的。在清华没有这种说法。”陈寿孙教授说，一种长久以来形成的机制，要求不同层次的老师尽其所能，这就是清华的环境。

    医学专家认为，这些年轻教师遭遇两个转型：社会转型和身体转型。社会转型使他们焦虑，身体转型让他们多病。如果不重视并克服这些问题，他们随时可能累倒。

    “他们是累倒的一代，太累太焦虑了。”北医三院一位职业病方面的专家说。

    破碎家庭的善后难题

    1月29日，在清华大学电机系楼梯口的一个宣传栏内，贴满了公告。

    一张光荣榜、一张教职工为海啸受灾国捐款榜、一张讣告、以及一张关于为死者家属捐款的倡议书上，无一例外地均有“焦连伟”这三个字。

    在读研究生小武不禁潸然泪下。“应该为焦老师家属做点什么。”他说。

    电机系教职工的捐款倡议书描述：“(焦连伟家人)对前途感到十分渺茫，以后的住房、孩子上学等都会遇到困难，感觉到了从未有过的生存压力”。

    一个问题是，按目前的相关规定，焦连伟不能以“工伤”善后，这意味着无法获得赔偿。

    清华大学工程物理系办公室一位女士也表示，高文焕老师的死有多方面原因，可以公费医疗，但不能享受“工伤”赔偿。

    另外按清华的内部规定，焦连伟去世半年后，其租住的公寓必须腾出来。“就是校长，也必须按此规定办。”电机系办公室一位人士说。

    王玮女士已向校方提出三点要求：一是希望妥善解决她个人工作问题；二是解决一套两室一厅的住房，或住在原公寓不动；三是让正在清华附小上二年级的儿子继续享受清华职工子弟一样的待遇，直至完成学业。

    电机系办公室一位人士表示，目前系领导正在协商处理此事。针对王玮的工作及孩子教育问题，目前系领导已口头答应，但仍需校方领导批准。而住房问题可能相对困难。

    2月2日，高文焕的爱人陆静华带着17岁的儿子外出购物。

    “整整9个月了，没给孩子买过一样东西。”陆女士说。在过去的9个月里，她一直陪在丈夫的病床前，而现在，她的所有希望都在儿子身上，“因为欠他的太多了”。

    这个春节，这两个破碎的家庭，各自留下一个儿子，一个遗孀。

    绝非个案的“过劳死”

    一个令人担忧的现象是，类似焦连伟、高文焕这样英年早逝的事件绝非个例。

    1月5日凌晨4时许，中国社科院边疆史地研究中心学者萧亮中在睡梦中突然大口大口地喘气，5分钟以后他与世长辞。

    据《南方周末》报道，击倒这位32岁年轻人的，是过度的劳累和生活压力，以及他内心郁积着的难以言表的焦虑。

    1月26日，新华社发表长篇报道称，“我国有希望获得诺贝尔奖的山东大学全息生物学研究所所长张颖清，不幸于2004年10月20日英年早逝后，在科技教育界引起强烈震动。”有关知识分子过劳死问题，其实早在上世纪80年代就已集中暴露，当时的蒋筑英等人英年早逝，一度引起中央重视。但不幸的是，时隔20年后这仍是一个严酷的社会问题。

    上海社科院最新公布的“知识分子健康调查”显示，在知识分子最集中的北京，知识分子的平均寿命从10年前的59岁降到调查时期的53岁，这比1964年第二次全国人口普查时北京人均寿命75.85岁低了20岁。

    据报道，针对张颖清事件，国家发改委原副司长严谷良高级工程师、中国气象科学研究院任振球研究员等6名老科技工作者联名写信呈报中央，痛陈我国科技和学术管理中的一些严重弊端，呼吁深化科技管理体制改革。

    国际上对“过劳死”的普遍定义为：一般认为，过劳死是因为工作时间过长、劳动强度加重、心理压力过大、存在精疲力竭的亚健康状态，由于积重难返突然引发身体潜藏的疾病急速恶化，救治不及，继而丧命。

    日本已将“过劳死”列入工伤范畴，但我国相关法律无此规定。

    2月21日下午6时许，清华大学校长办公室一位教师表示，校方目前尚未就两教师的善后事宜最终表态，但他相信，一定会处理好“这两宗意外事件”。

    “百度”一下“过劳死”，相关网页达63200篇。2005年1月下旬，清华大学两名中青年教师相继去世，医生诊断认为，死亡与其超负荷压力有关。 （记者罗昌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