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是一起让人惋惜的高校教师“过劳死”。何勇，这位年仅36岁的浙江大学数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因“弥散性肝癌晚期”于8月5日与世长辞，家属和学校同事公认的死亡原因是劳累过度。

　　近年来，高级知识分子英年早逝的新闻我们时常能够看到，萧亮中（中国社科院边疆史地研究中心学者，32岁）、焦连伟（清华大学电机与应用电子技术系讲师，36岁）、高文焕（清华大学工程物理系教授，46岁）等杰出人才，都一个个先后离开了我们，导致他们早逝的原因都是劳累过度。 而据上海社科院公布的“知识分子健康调查”显示，我国知识分子的平均寿命从10年前的59岁降到了目前的53岁，比一般人的人均寿命低了20多岁。

　　面对这么多高知分子因过度劳累而英年早逝，我们总该反思点什么。这些高知分子拥有较强的进取心、事业心和责任心，他们往往会忘我地工作，从而导致工作负荷和心理压力过大，这固然是他们英年早逝的一个原因，但笔者认为，目前我国的学术研究机制以及人才评价机制不合理，应是导致高知分子“过劳死”的真正“凶手”。

　　以何勇教授为例，他身为浙江大学运筹学与控制科学研究所的副所长，有行政管理之责，有杂事缠身；身为教授、博导，他要把书教好，要带15个硕士、博士研究生；身为运筹学科的学科带头人，他要搞科研、出成果、写论文。一个人的精力总是有限的，这么多担子压在一个人身上，只要他是个有责任心的人，是希望把工作做好的人，他就没法不超负荷工作，没法不心理压力过大。

　　目前的学术评价机制重数量、轻质量，一名高知分子不仅要多发表论文，而且要每隔一段时间就有论文发表，就要拿出成果来。于是，我们的高知分子只能疲于发论文、评职称，他们没办法排除名利的干扰，而真正潜心于研究工作。

　　高知分子是国家的栋梁之材，请给予他们更多的关爱。这种关爱不仅表现在提高他们的生活待遇、改善他们的工作条件，更应该从改革体制入手，切实减轻高知分子的工作负担和心理压力，让他们远离“过劳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