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仅36岁的浙江大学数学系教授、博导何勇因“弥散性肝癌晚期”，于8月5日与世长辞。家属与学校同事公认的死亡原因是过度劳累。

　　卸下他们的沉重“书包”

　　弥留之际的何勇躺在病床上曾迷迷糊糊地说：“卸下我背上的书包”。 是的，可以这么说，在所有的高知分子的背上，都背着一个工作、生活的沉重“书包”。

　　高知分子怎么会没有力量卸下沉重“书包”？因为，这“书包”里有繁重的科研和教学任务，有领导的信任和期待，有自己干出一番事业的热望，所谓“箭在弦上，不得不发”，他们已经背上了这个“书包”，就不能够再自行卸下来了，并由这个沉重的“书包”推动着自己不断地向前奔跑。

　　另一方面，拼搏奋进已经成为了中国知识分子的职业道德，并不断地刺激着他们突破生理极限。拿何勇来说，他一学年内的工作考评竟然是数学系平均考评得分的三倍！

　　给高知分子卸下背上的沉重“书包”，对于管理者来说，应该做到以下几点：第一，给他们合理地分配工作量；第二，对他们进行另外一种“生命安全”教育；第三，给他们安排调剂自己和放松自己的时间和机会。

　　通过何勇之死，我们再次呼唤建立高知分子健康保障机制。（山东省沂南一中李先梓）

　　应该引起谁的高度重视

　　一些报道总是强调这个问题要引起政府的重视，也有强调要引起社会的重视，还有强调要引起单位的重视。这些方面的重视当然有必要，但我认为，最关键的还是要引起高级知识分子自己的重视。应该讲，我们一些高知的过劳死，很大程度上在于没有安排好自己的生活。

　　高知们累死在自己的岗位上，其根本原因，恐怕不是工作太累，主要是不善于把握生活节奏、不注意锻炼造成的。就拿何勇而言，过度的劳累让他很烦躁，几乎没有什么心情陪7岁的儿子玩耍。而晚饭后陪妻子散步也成了实现不了的心愿。其实，这就是我们的知识分子为什么会过劳死的重要原因。

　　工作不是生命的全部，事业也不是生命的全部，家庭不是可有可无的，休息也不是无足轻重的。要学会如何舍弃，要着眼长远。对于高知们来讲，生命的“结构”也有一个需要调整的问题。对于这些高级知识分子来讲，一定要把握好自己生命的结构，要对自己的时间有合理的安排。在国外，一些高级知识分子都能够定期休假，工作再忙也要花一定的时间陪家人，这些都是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湖南省浏阳市张之俭）

　　透支生命的奉献不可取

　　年初的一份调查显示，在北京，知识分子的平均寿命从10年前的59岁降到了调查时期的53岁。按说，现在的知识分子应该可以舒适地生活，惬意地工作。然而，有形压力和无形压力，却像大山一样压在知识分子身上。

　　无形的压力来自社会的成见。知识分子在社会生活中不是被要求遵守社会规则的底线，而是要达到一种上线，近乎“完人”的地步，否则的话，他就被视为不配做知识分子。

　　有形的压力来自于高校和科研机构的职称、论文、专著等苛刻甚至有点僵化的硬性规定。当然他也可以无所事事，不求进取，但这样的话意味着他本质上就有愧于知识分子的称号，更与他所受的教育和所处的环境格格不入。

　　市场经济的大潮涤荡了国人的思想，知识分子的追求也开始多元化，然而多数知识分子仍然能够秉持自身的使命感和良知。这是除外部重负之外，知识分子的内部动力。

　　正是这两种力量的结合，让知识分子忘我工作，在所不惜。所以应该从外部给知识分子解压，让知识分子快乐地生活，快乐地工作，而不要过早地面对死亡。（《中国新书》杂志刘培锦）

　　高校应对“过劳死”负责

　　近些年来“知识精英，英年早逝”的现象不但未能缓解，反有愈演愈烈之势。笔者认为，高校对于这些知识精英的英年早逝有着脱不了的关系，应该为人才的损失负责。

　　首先，高校有没有进行中青年知识分子健康教育？未必有！徜徉在大学校园，不难看到校医院以及老年人活动中心都有退休教师职工健康讲座和疾病预防检查，然而却鲜能看到关于中青年教师健康的医疗保障措施。浙江大学的这位年轻的博导“一向身体无恙”，一检查才知道患上了不治之症。

　　其次，高校科技和学术管理中存在严重弊端。目前我国高校中“榨汁”式的学术研究氛围实在令人咋舌，年轻的学者专家被认为有无穷的精力，理应趁着年轻力壮多作贡献，而且许多老专家和领导还“予以重任，多给布置任务”。实践证明，用“榨汁”式的方法掠取他们脑中的知识，无异于“杀鸡取卵”。

　　笔者无意对年轻博导的早逝进行责问，但并不意味着高校的人才管理方式没有自责的地方。它是整个社会脆弱的一种反映，也是国家财富的意外损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