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华烟云》原著的时间跨度为38年，从1900年的庚子风云到1938年的全面抗战。三个家族，三代人，这恰好截取了中国近代史上最为纷纭动荡、也最为瑰丽和悲壮的一页。这个时期，是中国社会结构发生重大变化、重新建构的时期，几千年的封建统治，随着清王朝的崩溃而宣告结束。追求民主和自由，成为社会的向往。但枷锁是需要去砸碎才能挣脱的 ，挣脱的过程，必然充满了痛苦和创伤。那一代人所付出的代价，正是后人所享受幸福的基础。

　　但如何讲述《京华烟云》如何在故事中塑造人物，是电视剧成败的关键。坦率地说，林语堂先生在故事结构的把握上是不太成功的，原著的结构散而且乱，但幸好大师的功底无人可比，能做到“形散而神不散”。

　　在电视剧改编时，如按照原著的结构顺序走，不仅会增加拍摄难度，也会使戏剧冲突减弱，尤其是在全剧的开篇，头几集。我将姚木兰小时候的“逃难”、“被曾家解救”变成背景戏或以“小序”的形式来表现，没有进入正戏拍摄。这样，电视剧的开始，姚木兰、莫愁和曼妮、牛素云都已经是十七八岁，正面临谈婚论嫁之时。在她们的姻缘中设置矛盾冲突，以此来展开全剧。舍弃“拳匪之乱”，显然会削弱林语堂先生原著的厚重和分量，但换来的是故事更为凝练集中，能抓住观众。

　　全剧开始的“戏核”，应好好利用曾家的“冲喜”。唯有“冲喜”这一事件，可将曾、姚、牛三家，全部带动起来。其中的主要人物，也都有了相互冲突的基础。“冲喜”能否救得了平亚，对主题并不构成影响。但如何“冲”、由谁去“冲”、怎么“冲”，却可以成为推动戏剧发展进而推动人物性格和人物关系的建立。

　　故事虽然发生在曾家，但主要表现的却是姚家的二女：姚木兰和姚莫愁。写好这一部分是个关键，对全剧的影响甚大。姚思安夫妇和曾文伯夫妇、牛似道夫妇，都在这一部分展开性格冲突。姚思安夫妇和曾文伯夫妇，在关键时刻要一跪二跪。跪下，对他们来说，是一种父辈对儿女的担忧，是“可怜天下父母心”，而对于儿女们来说，父母的跪，却是他们站起来的基石———他们长大了，要承担自己的责任。跪下，不是倒下，而是一种“站立”。写这样的跪，很难，但一定要写好，要感动剧中的人物，也要感动观众。

　　全剧应以第二代人为主角和主线，第一代人和第三代人为辅线。姚木兰、曾荪亚、姚莫愁、孔立夫、牛素云、曼妮、牛怀玉、曹丽华等等这一群年轻人，在本剧中应挑起大梁，承担主要的戏剧任务。姚思安夫妇、曾文伯、曾太太和牛似道夫妇，虽然戏份比年轻一代要少，但却要具有“画龙点睛”的作用。他们不出现便罢，只要一出现，就成为“戏中之戏”，戏虽少，但戏份却重。尤其是姚思安，在他身上，我寄予更多的期待———他不仅要成为《京华烟云》中最具光彩的角色，也要成为中国影视史上的一个经典的人物形象。要通过他的开明、达观和对世事的洞察，折射出中国文人的一种胸襟和人格的力量。

　　原著中的人物关系结构过于繁杂，在改编时，肯定要有所舍弃。与三个家族无关的人物，尽量不去涉及。对故事的大结构，要重新梳理、重新建立。全剧以姚家、曾家和牛家为故事的发生地。这样做，不仅会使故事凝练，集中，强化冲突，也大大降低了拍摄难度。

　　全剧的最后是描写抗战的部分。初看原著时觉得此处是败笔，人物走向了脸谱化，实不应该林语堂先生所为。后来仔细想想，我想明白了，这并不是林语堂先生的错，这部著作写作于1938年至1939年，抗战刚开始，在那个时期，林语堂先生能塑造那样的人物，应该是鲜活而且具有很大鼓舞性。对于林语堂先生，这些人物不是脸谱，而是创新、创造，是极具力量的英雄。后来的抗战文学，显然受到了他的影响，或者，是在重复他的创作。不管怎么说，这些人物对于现代的观众而言，已经不新鲜了，这就是个问题。

　　改编时，我做了大手术。林语堂先生在描写抗战时，主要笔墨集中在了第三代人物身上——环儿、黛云、阿萱、陈三等等。他们都很有个性，也都挺精彩，但却分散了戏份。全剧主要人物第二代人，在此时却被喧宾夺主了。作为文学作品，这或许可以，但作为电视剧作品，这是个大忌。不可想象姚木兰、莫愁、曼妮、牛素云等人的戏，在三十几集过后被环儿、黛云等取代。所以，我将第三代人一部分戏加以改变，加在姚木兰、莫愁等第二代人的身上。这样，全剧才能统一起来。

　　情节为人物服务，人物为故事服务，故事为主题服务，我是以此为原则，为您重新讲述《京华烟云》的。

　　(作者系正在央视播出的电视剧《京华烟云》编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