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一种贯穿始终的忧郁

巴老的忧郁也是一种世纪性的文化基调，因为巴老充满敏感和良知，又具有强烈的反抗意识，因此不能不忧郁。

但是巴老的反抗不走极端，而是以人道主义作为反抗的底线。正因为这种底线，使巴老受到过两方面的不理解：激烈的族群会认为他不是彻底的革命者；而过于温和、现实的人，则觉得巴老经常有触及时弊的思想言词出来，揭穿了他们“粉饰太平”的企图。因此巴老会存在一种孤独。

作家的孤独并不是他缺少读者，但是在最深层的精神意义上，他是一个寂寞的思考者、体验者和感受者。

“文革”期间，我们在报纸上看到有文章批判巴老，“肩挑两百年，思想反革命”，要革命群众不要为他的劳动表现所迷惑。这样来对待一个年纪相当老的作家，让人实在痛心。当时，我有一种判断，巴老为什么能承担起那么繁重的体力劳动？一定是因为精神的苦闷无与伦比，而在土地上的劳作反而会获得一种轻快；但是它是不是能排解巴老的内心苦闷呢？不能。后来传来他妻子病危的消息，他去请假，要求回去照顾，得到的答复是：“你又不是医生，回去干什么？”这对巴老的精神打击很大。

巴老在妻子去世不久后回到家里。一次我去巴老家，听到他一个人在房间里背诗，听不懂。李小林告诉我，父亲是在背但丁，背《神曲》，并说他在隔离室、在农村监督劳动时也在背。面对个人的灾难，但丁的《神曲》是不是他的精神领地呢？至少他把灾难提升了。这也正维系了一种高贵的孤独和忧郁，而它们以后一直没有在巴老身上失去过。冰心曾经劝巴老不要那么忧郁，但是后来她明白了：这是他的享受。巴老正是在忧郁的过程中享受着生命。这种精神品格对我们今天的文化气氛，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提醒。在今天的文化气氛中，除了暴戾的毁人欲望之外，还有大量的假装欢快的成分，以至是虚假的文化狂欢，它们的共同特点是缺乏高贵的忧郁。

巴老是安静的，即使在身体还好，担任中国作协主席和政协副主席的时候，也是安静的。作为一个下一代的观察者，我看到许多文化人做的完全是另外的一些事情，要么假装浑身的欢快、浑身的牢骚、浑身的愤怒，要么假装有一肚子的材料要揭发别人。而巴老即使在分析灾难时也没有过多的个人控诉，更多的是在探究人性与社会的关系。巴老一辈子不骂谁，不批谁，不伤害谁，他总是乐于帮助人，如果帮助不上，还会十分歉疚。在他的反思文章中，主要有这样两方面：没有能帮助可以更多给予帮助的人，可能不小心还伤害了不想伤害的人。

巴老一百岁了，在他高贵的忧郁中，既有自己的道德取向，又不断拷问着民族的精神与灵魂；这样高贵的忧郁，能否留存？又能够保存多少和多久？

一个世纪以来，“五四”以后志士仁人的努力，大体上应该有一个句号了。而在新的世纪，我们的文化结构到底会怎样呢？我们期待在巴老以后，不会是一片精神的荒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