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家，在人们心目中是象牙塔里的思索者。所以当我们第一次在劳模候选人名单中看到林毅夫的名字时，感觉如此新鲜。作为中国重量级的经济学家，他的名字更多的是与宏观经济政策联系在一起。当人们已经逐渐习惯实业中的知识分子走入劳模和先进工作者的队伍，林毅夫的出现带给了我们新的冲击。在与记者的对话中，他说———
　　对林毅夫老师的采访是在中日友好医院的一间病房里进行的。不过在采访之前，林老师再三叮嘱记者：“住院是因为突然有的一个小毛病，千万不要写是被工作累病的，那可就不符合实际情况了。”短短几句话，林老师为人的真诚、谦和、严谨已经跃然眼前。
　　劳模
　　劳模的荣誉是对“海归”整体的肯定
　　记者：很多人印象中的劳模，是掏粪工人时传祥、铁人王进喜这样的形象。作为一位在学术上非常有成就的经济学家，您当时听到自己成为全国劳模的第一反应是什么？
　　林：很惊讶。我印象中的劳模也是像张秉贵、王进喜这样普通人中的英雄。我记得1979年我刚到北京的时候，还专门去了北京百货大楼张秉贵的柜台买了10块钱的糖，当时就是想体验一下张秉贵“一把抓”的技术。后来，我还到大庆去参观铁人博物馆。在我的脑海里，劳模就是他们这样的高大形象。所以当我作为北大教授，被评选为全国劳模的时候，我很惊讶，也出乎意料。
　　记者：您已经获得许多学术方面的荣誉，很多人可能会说，既然这样了，您还需要社会荣誉的激励吗？
　　林：虽然我得过许多学术方面的奖，但是能成为全国劳模，我认为在我们的祖国中，劳模属于劳动者获得的最高荣誉，也是我心目中的最高荣誉。获得学术方面的荣誉，我是有把握的，因为我了解研究领域的前沿是什么、我在一个什么样的位置。我想，全国劳模的荣誉不仅是属于我个人的，更该属于我背后的群体。
　　记者：您指的是一个什么样的群体？
　　林：我想，首先是我工作的集体。这十年来，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对中国经济所做出的贡献，得到了社会的肯定。同时，这个荣誉也属于从海外拿到博士学位，回国从事教学和科研工作的群体，劳模的荣誉也是对“海归”整体的肯定。
　　记者：也有很多人认为，您所代表的群体与老一代的劳模群体是完全不同的。您怎样看？
　　林：我想主要是脑力和体力劳动的差别。其实，邓小平同志在讲“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时候就已经明确，脑力劳动者也是劳动者，十六大中也有更全面的表述。其实现代社会是一个快速变动的社会，当年张秉贵“一把抓”的“绝活儿”是非常了不起的，一个人能把工作做得如此完美，令人惊叹。现在电子称很方便，“一把抓”的技术可能不需要了。但是这种敬业的精神是共同的，也是永恒的。从最初的一线工人到如今的知识分子、公务员、私营企业主、体育明星，劳模的外延在不断扩大，也更加体现了新时代的特点。
　　回国
　　对这个社会、这个时代，我是有责任感的
　　记者：很多媒体都称您是“中国经济学界的传奇性人物”。在投身经济学之前，您曾是台湾的一名上尉军官，1979年您冒死从金门泅渡到厦门，您是什么时候开始有这种思想转变的？
　　林：这些事情不是那么传奇，对于我来说是很自然的。因为作为一个中国人，要做点事情，最需要的地方，能做最大贡献的地方还是在大陆。过去的事我一直都很少谈，因为没有重复的意义，既然是不可重复的历史，就不要经常谈。其实那些经历也与劳模没有关系。我觉得自己能被评为劳模，主要还是在北大经济研究中心以后的经历。
　　记者：在北大读书时，您曾为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芝加哥大学经济系教授西奥多·W·舒尔茨做过翻译。随后您成为这位诺贝尔奖得主的关门弟子，后来又在美国拿到博士后学位。您应该有很多的机会在国外发展，为什么选择回到内地？
　　林：我感到比较欣慰的是，我一直没有找工作，都是工作在找我。但是我觉得，自己是继承了传统文化中“以天下为己任”的思想，对这个社会、这个时代，我是有责任感的。我一直认为，真正要奉献的地方是中国而不是美国。当我回来的时候，感觉成就感很大。大陆处于一个快速变动的社会中，我们能研究的东西，比在美国相对稳态的社会要多得多。因此不管是作为一个经济学家，还是一个中国人，要做贡献都应该回到大陆。对于这一点，我从来没有怀疑过，没有动摇过，也从来没有后悔过。
　　记者：作为最早一批回到中国工作的海外学子，您和中心的许多学者几乎参与了所有国内政策制定前的讨论。这是否意味着您一直无法忘怀的责任感在一点点变成现实？
　　林：对。从1994年成立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以后，国内主要政策制定讨论我们都参与了。包括电信改革、加入WTO、金融改革、农村发展、社保体系、农民工、粮食问题等等。由于研究中心提出的许多政策建议独树一帜，一直都是比较受重视的声音，许多思想和观点都成为改革的主要内涵。比如说中国的电信改革，中心的周其仁教授做了很大的贡献。从最先开始的垄断，到联通的引资、中国电信的拆分，我们都有声音。其实，很多改革领导人已经胸有成竹，他们还是要听听多种声音。
  　工作
　　那么多好学生，能教他们我很快乐
　　记者：林教授，我知道您在北大的课非常受学生的欢迎。您认为，在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学者、众多机构的顾问等多重角色中，哪一个对您最重要？
　　林：在中心的工作，主要是把握好发展的大方向，促使经济学研究能与社会各方面产生互动；而许多兼职工作，主要是让研究成果尽快付诸于实践。对于我来说，最重要的角色还是一个学者。一方面带学生，另一方面是自己做研究。带学生很关键，要改变这个社会，重要的是改变人。每周五的晚上7点到9点，我都会给本科、研究生学生上大课，主要讲中国经济的发展和转型；每周一晚上，与学生开讨论会，通常到了12点都没有讨论完。孟子不是说过“得天下英才而教之”，这是人生一大乐事。那么多好学生，能教他们我很快乐。
　　记者：工作中有如此多的角色转换，您会觉得累吗？
　　林：我每天的时间表是早晨7点起床，凌晨12点之后离开办公室，二十多年以来不休星期天。即便从国外回来，也不倒时差，会直接到办公室。我今年已经53岁了，但是很多人都觉得我比实际年龄年轻。如此高的工作强度，可能是别人好几倍的工作量。但是我从来不感到累，我想主要是因为心情一直很愉悦。中国现在发展很快，有那么多事情可以做。现在做的每一件事情，在历史上可能都会留下一个脚印，当然这个脚印是很小的，国家的发展靠13亿人共同努力。但是你可以发现，只要你做，就会对这个社会产生一定影响，每天都很充实，还哪有时间感到累。
　　记者：您的家庭是不是一直在支持着您？
　　林：我很少在晚上12点前回家，但是家人从来不抱怨，他们给了我最大的支持。女儿小学的时候写过一篇作文，我到现在都很感动。作文中说，她在美国有一个好同学，是一个墨西哥的女孩。在临走时告别，墨西哥的女孩说她很羡慕我的女儿，因为“可以回到自己的祖国，你们的祖国充满希望，有很多机会可以等着你”。这篇作文一直在打动着我，也让我相信，我的选择没有错。
　　人物背景
　　林毅夫1952年出生于台湾宜兰，在投身经济学之前，曾是台湾的一名上尉军官，1979年冒死从金门泅渡到厦门。此后相继获得北京大学经济学系政治经济学专业硕士、美国芝加哥大学经济学博士和美国耶鲁大学经济增长中心博士后学位。现为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林毅夫还是第七至第十届全国政协委员和第十届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
　　对话新劳模　感受新劳动
　　“劳模”，一个感动过几代人的名词，如今人们已经耳熟能详，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对年轻人来说是有些老旧的词汇。在这个春天它开始变得不同，在媒体和坊间新劳模的概念不胫而走。首次网上公示候选人，首次将私营业主和外来务工人员纳入评选范围，众多热点人物出现在候选人名单......可以说，劳模评选引起了前所未有的关注和争议。在这个以劳动命名的节日里，本报推出系列报道《对话新劳模感受新劳动》，从今年的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中选出代表性人物进行对话，并围绕相关热门议题进行讨论，追踪和记载伴随时代变迁而变化的共和国的劳模评选。
　　网上热议
　　□劳模应该不仅仅体现对个人的肯定，也是对一群人的激励，经济学家工作的确不容易，可是人家社会地位高，收入高，社会给予他们的尊敬和回馈与某些行业相比已经是“富裕”了，是不是也让个名额给更辛苦、更需要社会尊重和认可的人们。
　　□劳动不分高低贵贱，脑力、体力都是劳动，只要安心于本职工作，兢兢业业，为什么经济学家就不能当劳模呢？如果说只有体力劳动者才能当劳模，是不是太偏激了，所谓行行出状元嘛。
　　□经济学家被评选为劳模，恰恰体现了社会对知识和科学工作者的尊敬。要成为一名出色的学者，意味着要抱着誓把冷板凳坐穿的精神，这期间需要付出的艰苦劳动非常人可以想象，这样的劳动不应被忽视。风吹日晒的工作的确辛苦，值得尊敬，但是搜索枯肠、殚精竭虑的工作也同样应该引为楷模。
　　□和过去的老劳模不同，新劳模有新思维。老劳模不求名不求利，讲的是大公无私；新劳模则有人想到了利用劳模品牌，实现无形资产。这是劳模在市场经济中的一个新变化。在新的时代，经济学家当选劳模无可厚非。
　　学界观点
　　我觉得经济学家当选劳模很正常，因为对劳模的界定随着社会的发展已经不仅仅是体力劳动的范围了，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都是劳动，经济学家也是工作也是劳动，而且林毅夫教授在中国经济学领域的研究，尤其是引进西方经济学理论方面作出了很大的贡献，对规范中国经济学起了很大的作用。
　　其实各行各业都应该可以当劳模，劳模不是某一个或者是某几个行业的专利，传统的体力劳动等行业的人们工作辛苦而出色，的确是劳动的楷模，而在学术界或者别的行业领域，他能够做得好，是一个模范，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他就是一个劳模，而且学术界也应当出一些劳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