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后出国留学并留居当地的新华人华侨，70%%以上具有博士学位，他们始终在以多种形式服务祖国——海外专业人才为国效力需要怎样的环境？

　　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出国留学人员没有选择回来，即使回来了，怀揣着的也是另一个国家的护照。按照人事部的统计，他们的人数在19万左右，占1978年到2004年81.5万内地出国留学人员1/4。而据国务院侨务办公室估算，包括港、澳、台在内的本科以上学历的海外华侨华人应当有60万人。
　　8月5日，国务院侨办组织召开首届海外华侨华人专业协（学）会会长联席会，来自美、英、法等12个国家的60名会长在祖国的首都相识了。这些协会中规模最大的拥有会员超过两万名，其中绝大多数是改革开放后出国留学并留居当地的新华人华侨，70%%以上具有博士学位，始终在以多种形式服务祖国。
　　由于飞机故障，旅英中国工程师协会副会长阴组华在伦敦机场“蹲”了24小时。尽管只赶上了一半的会议议程，他依然很庆幸，因为和其他会长一样，他的笔记本上详细记录着会员们委托他提的问题和建议。他要把该说的话说了，把在北京感受到的气氛带回去。
　　戴教授半年没招到一个学生
　　“我很想为祖国做点实事，可怎么也没想到遇上这样的问题，实在想不通。”20年前，戴黎明去了加拿大，现在一所大学当教授，此次参会的身份是加拿大中国教授协会副主席。
　　戴黎明告诉记者，一直想为国服务的他决定先从“小事”做起———招收中国学生去加拿大做硕士生和博士生，学费全部由他资助。今年年初，他满腔热情地挥动着“橄榄枝”，给国内几十位教授发了邮件，却只收到几封回信，内容大同小异：“很抱歉，没有合适的学生可以向您推荐。”
　　戴黎明不认识那些教授，但知道都是国内相关研究的佼佼者；而戴黎明能当上教授协会副主席，想来他本人以及所在的大学在当地应该也是有些名望的。“也许，教授们不愿意自己的学生出国，根本就没跟学生们说。不过，我说了，共同培养也可以。”戴黎明试图搞清楚受挫的原因。
　　会议结束，记者与戴黎明说再见，临别叮嘱居然是：“要有合适的学生，一定给我发个邮件。”这已经是他在两天的会期中，第三次对记者说同样的话了。借回国开会之机，他打算再与有关的大学联系一下，看有没有合作办学的可能。
　　洪中博士自嘲“三无”人员
　　洪中博士来自中国留德学者、学生团体联合会总会，弱势的“三无”人员是他对自己的定位。该定位源于他参加过的那次很著名的、专门针对留学人员的交易会。一进门，踌躇满志的他被要求填写一个表格，调查其拥有的专利、项目和资金情况。可学经济管理的洪中这三样里一样也没有。为了不交“白卷”，洪中把曾做过的法兰克福机场的一个咨询项目写上了。结果令洪中哭笑不得，他受到了很多与会者的追捧，都是想跟他合作建法兰克福机场的。
　　洪中说，你要想知道一家德国公司规模，只要问问公司里有没有中国人就可以了。德国所有知名企业中，都有从事高级管理工作的华人。他们的经验，不仅对中国企业是宝贵的，在国家和地方重大规划的制定中，也能派上用场。规划不仅应体现国内专家的智慧，也可以让遍布世界各国的华人帮着做好调研工作，确保规划的科学性。他认为，“百人计划”、“长江学者”、留学生创业园等政策，基本都是针对技术人才的。国家吸引管理人才回国的思想，应当在政策上有所体现。
　　不少人也在附和洪中的建议。澳华科技协会会长金声说，澳大利亚一个华人律师发现，在反倾销案件中，很多时候是因为中国企业竞相压价的行为，给别人造成了倾销的错觉。于是，律师自告奋勇跑回国，在办了多场报告会后，终被相关部门的“伯乐”发现。
　　“但这种作法的效率太低了。”全英中国经济协会会长刘阿英建议，国家应当建立一个海外人才数据库，让部门和企业能够有渠道找到需要的专业人才。刘阿英强调，人才库一定要把银行、保险、企业收购等方面专家网罗进去，“否则，看着中国企业在‘走出去’时吃亏，我们只能干着急。”
　　头一回听说留学生创业园这回事
　　会上，人事部副部长王晓初介绍了国家引进高层次人才的有关措施。其中提到中国现有留学生创业园100多个，6000多家企业享受了创业园的优惠政策。这对加中生物医药协会会长雷继雨来说，可是条重大新闻。头一回听说留学生创业园的雷继雨，已经在北京和沈阳各办了一家企业，当然都不在“园子”里。
　　雷继雨的“孤陋寡闻”也许太典型了。但要求下发王晓初讲话稿的代表人数之多，愿望之急切，让记者由此相信，“会上获得了很多有用信息”这句话不是代表们的恭维。他们说，要尽快把自己刚知道的信息传达给每一位会员。
　　对此，国侨办经济科技司的夏付东处长当即表示，会尽快把国家的相关政策整理汇编，发到每个人的邮箱里，今后国家有何新政策，也会及时通知他们。同时，建立国侨办网站与相关部委网站的友情链接。
　　“大家都是‘家里人’，今后有什么事儿，不管公事、私事，尽管找我们，我们一定会尽力。”夏付东这句“家里人”让记者一下明白了，为什么在网上轻易可以检索到的东西，可雷继雨依然表情茫然为“怎么没人告诉我”而感慨。
　　8月5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许嘉璐接见代表们时把他们叫做“家里人”，之后的两天里，“家里人”成了会上最“IN”的三个字，被代表们无数次地引用过。或许，在他们眼里，从网络上搜索到的，只是些与己无关、毫无生命力的文字；而同样的内容，一旦以“一封家书”的形式直接送达到他们手里，就成了“家里人”的思念和召唤，就立刻生动起来，并有了暖意。
　　信息的内容和获得的方式，以及这内容和方式所传达的情感，这可能就是他们最想要的。
　　当然，他们也渴望“家里人”在处理一些具体问题时能再尽善尽美一点儿。比如，人事干部是不是可以多一点创新精神，不要因为他们是单位从未有过的持外国护照的中国人，就大呼“麻烦”；个别地方、个别部门的政务是不是可以更公开透明一点，不要等他们回国把企业办起来了，突然说以前答应的事实在不好办，不能办，可不给张三办的事，却又给李四办了，结果让生于斯长于斯的他们越来越“水土不服”了；政策是不是可以再宽松一点，有些领域，研究人员在哪里并不重要，不要把“在国内工作时间不得少于9个月”或者“3个月”作为硬杠杠；再就是，能不能给确有需要的人才，发放杨振宁教授那样的永久居住证，不要让他们再为繁杂的手续所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