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的文教新闻，北京大学独领风骚，频频露面。先是英国《泰晤士报》高等教育增刊公布的2005年全球大学排行榜，北京大学列世界第15名、亚洲第一名；１１月１０日，北大再次传出新闻，校方向外界表示：北京大学要对研究生培养重新定位——努力在各个领域为国家和民族培养创新型领导人才。（见１１月１０日《北京晨报》）

    北大世界排名第１５位、亚洲第一，本来挺令人振奋的，可是就在这个排行榜上，北大在科研论文被引用一项上的得分竟然为零，又让人尴尬不已。一所世界排名靠前的大学，科研水平若此，怎不让人汗颜？今天，北大宣布研究生培养转型，从学术研究型转向领导型转变，这两者是否有必然的联系？清华大学，是公认的“领袖摇篮”，北大是否也想分一杯羹？

    北大，作为中国高校的排头兵，拥有中国最优秀的科研队伍，有两院院士５９人，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９人，两者相加，院士数比另一所著名学府——清华大学还要多；北大，作为中国高校的宠儿，每年从政府所得的财政拔款也是其他高校不可望其项背的；北大，作为全国人民心中的大学典范，几乎囊括了中国最优秀的学子。另外，中国基础科学研究严重落后于世界，人才几乎出现断层现象，也需要中国的高校担负起更多的责任。因此，北大理当成为中国科研的重镇，科研人才的摇蓝。

    而今，北大研究生培养方向竟要转型，希望培养出更多的领导，这是否可以看作北大放弃责任，退而求其次的表现呢？

    曾国潘曾说过：世界上最容易的事就是当官，如果连当官都不会，那什么也不用做了。曾氏的话，有失偏激，在现代社会，领导的重要性也是不言而喻的，所以培养领导型人才，尤其是处于政治顶峰的领导，其意义也是非凡的——甚至比培养几个科学家还重要。但是，我始终觉得，作为国家重点投资的、国内首屈一指的综合性大学，把高层次人才的培养目标仅仅囿于领导型人才，是不够的，是与全国人民的要求是相吻合的。

    况且，把领导型人才作为培养目标加以追求，能否真的培养出领导人才，还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被美国人誉为“总统制造者”的耶鲁大学，从未以此而沾沾自喜，更不会把“制造总统”作为自己的办学目标，甚至相反——现任总统布什被邀请回母校接受一个荣誉法律博士学位时，遭到耶鲁的教授与学生的公开反对，他们认为按照布什当年在学校时候的表现和成绩，他根本没有资格接受那样一个荣誉称号。耶鲁人津津乐道的是他们３００年来一贯能够坚持独立精神，不向外来的政治压力、物质利诱妥协。耶鲁教育的目标之一是培养学生的人文精神——一种追求人生真谛的理性态度，即关怀人生价值的实现、人的自由与平等以及人与社会、自然之间的和谐等。这些，北大做得到吗？

    窃以为，如果北大培养不出具有视平等、自由为最高价值的现代领导来，只是制造了许许多多抱残守缺的传统型官僚，那么还真不如老老实实，培养点科研人才，甚至是所写的论文引用率为零的科普人才也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