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面专题：“英语无用论”：无视事实，罔顾逻辑
导语：日前，全国政协委员张树华称“学生在学习英语的过程中深受其害……整个中国的教育质量遭到毁灭性打击，汉语也遭遇前所未有的危机”、“过不了四级休想拿到学位……四、六级英语考试沉重打击大学专业课”、“全民学英语弱化了对汉语言的学习，使国人汉语日渐退化”。此番“英语无用论”既无视事实也罔顾逻辑，对国内教育的效果和演变都没有帮助。
削弱英语课程无助于提高教育质量
若以“僵化低效”为由裁撤教育课程，中国的教育科目就该完全废除
此次对英语教育“成本高、收效低”“教学与应用严重脱节，教学陷入自我折磨、自娱自乐的怪圈”的指责，是中国教育机制僵化的通病。将通病只苛责单一学科，是不公平的。如果哪个学科的教育“成本高、收效低”“教学与应用严重脱节”，这个科目就要大幅削减比重、减少课程、降低考试标准，那么中国的教育课程就不剩下什么科目了，很应该完全废除。例如，语文和数学作为中国教育科目中的绝对主课，普通国民在接受至少9年的义务教育后，日常生活中绝少需要知道“之乎者也”是介词还是助词、新闻的六要素是哪些、三角函数如何换算、平面几何图形如何添加辅助线。而这些内容在中国的语文和数学课程中是不同阶段上的重点。很难说这不是典型的“教学与应用严重脱节”，迫使受教育者人生最宝贵的时光虚耗在无用功上。相对而言，英语课程在中国教育主要科目中肯定不算最无用和最低效的一项。
2011 年对北京1300名大学生的统计调查显示，削减英语课程无法改善英语教育质量
2011 年第3期《外语教学理论与实践》上刊载了《英语学习动机与自我认同变化——对五所高校跟踪研究的结构方程模型分析》。统计数据采自北京综合性大学、外语院校、重点理工科院校、普通理工科院校和涉外文科院校各一所2005 级共1300余名本科生，将学习英语的动机分成六类，其中“学习情境”类是指“教材、教师、班级等学习情境因素的影响”。研究得出的结构模型表明成绩动机与动机强度有负相关；情境动机与动机强度的关系较复杂，没有显著的线性关系；学习情境动机最高的是中等动机强度的学生。也就是说，想学的学生无论情境好坏都学，不想学的无论情境好坏都不学。由此观之，张树华委员一边呼吁削减英语课程一边要求改善英语教育质量，纯属缘木求鱼。
“四六级”考试在2005年已不设及格线，开始与大学生学位、毕业证脱钩
在2013年，以“过不了四级就休想拿到学位，四级英语考试要挟学生荒废专业课”来指责英语教育更是荒唐无稽。2005年2月25日，教育部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对四六级考试改革，不设及格线、不颁发合格证书、只发放成绩单。会上，教育部人士表示：“高校把四、六级考试和学位、毕业证书挂钩，这是教育部从来没要求过的。但如果学校一定要制定一个考试分数的限制，如达到500分才可毕业，我们也没有办法，学校有自主权。”一项已经没有了及格线的考试，何来“过不了”一说？
自2005年起，中国各高校开始自行逐渐采取四、六级英语考试成绩与学位、毕业证“脱钩”。例如，浙江工业大学从2003级开始，将英语四级考试成绩和学历学位脱钩，不再执行原来“50分毕业，60分授予学位”的政策。而2007年，浙江工业大学校园网关于《学生最热的考证是什么》调查的学生投票结果显示，四、六级等英语等级考试仍高居榜首。大学生现在仍然重视四、六级考试，与其说是被高校的毕业规定胁迫，不如说是努力适应自身发展的需要。
学英语反而利于提高掌握母语
1992年中国语言学家提出“生产性双语现象”，认为外语学习有益掌握母语和人格成长
“英语挤占汉语学习论”其实暗设了这样的一个论证前提：人类学习能力的总量是个定值，多学了英语，就必然挤占汉语。但英语和汉语两种语言在学习的过程中并非一定是此消彼长，互为矛盾的。事实上，近年来许多学者的研究证实，同时学习多种语言，不仅有利于开阔思路，训练思维，也更有利于单个语言能力的提高。
中国语言学家高一虹教授1992年在其博士论文中提出，汉语和英语的学习完全可以是“1+1>2”的关系，即通过对英语的学习，一个语言学习者在某种程度上也提高了母语的水平，她将这种现象命名为“生产性双语现象”。“生产性双语现象”强调了不同文化认同之间的积极互动和整合会达到增值的效果，使学习者的整体潜能得到更充分地发挥。同时也强调了学习者通过外语学习进行自我认同建构的可能性与重要性。在外语学习中，“语言的”和“非语言的”学习结果分三个层面(语言能力、交际能力、批判能力)结合在一起，构成新的人格，总而言之，目的语、目的语文化身份的获得并不以牺牲母语、母语文化归属为代价，而且外语学习的过程也是螺旋式上升的人格成长过程。
2009年的跟踪调查显示英语专业学生在一学年后增强对母语文化的学习欲望
这个观点有实证研究结果支撑。2009年2月的《中国外语教育》刊登研究论文《大学生基础阶段英语学习与认同变化跟踪——综合大学英语专业样本报告》。这篇论文作为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大学生英语学习社会心理：基础阶段跟踪研究”的一部分，以重点院校B大学新千年后入学的英语专业某年级的全体学生为调查对象。研究结果表明：“到了大一末，许多学生表示，通过对目的语文化的了解，他们更加深刻地认识到了中国文化的精深和进一步学习中国文化的必要。”“学生在基础阶段逐渐培养出较强的独立思考能力和批判精神…对母语文化也同时生发出日益增强的批判眼光和营养饥渴。”这些英语专业的学生不仅没丧失对母语文化的认同，反而增强对母语文化的学习欲望。
英语教育不是无用的累赘
广泛英语学习在1970年代后造就了更多三十年前堪称“翻译家”的非英语专业人才
学英语，考托福或雅思是一种用途，当导游或英语文秘是一种用途，开阔思想眼界和接受新思想、新事物也是一种用途。良好的学校教育应当多多着重于最后这一用途，因为它最符合受教育者自我完善、自我提高的目的。尽管在最后这个意义上能够学以致用的人也许不多，但他们对中国文化变化和发展的贡献却是不容低估。
比如中国在文革后开始大量引进西方文化产品，进入21世纪后，势头有增无减，没有大量的熟练掌握英语的人是不可能的。不过是30年前，懂外语，能胜任学术翻译工作，就算是一门“专长”，就算是“翻译家”。现如今，这种“专长”早就成为许多人都具有的普通能力。大多数英文娱乐作品和学术著作都是由高校学生、青年教师、非英语专业人士完成的。广泛的英语学习非但没有“误国”，而且反而帮助造就了更多的人才，提高了中国整个的文化氛围。
研究生学好英语，利于权威数据库收录论文、学术水准考评
张树华委员指责国内英语教育累赘没必要的着力点之一是“研究生英语考试挤掉了很多专业成绩优异但英语没过线的考生”。但考核研究生学术水平的关键指标之一，就是向有影响力的权威期刊投稿，以论文是否被权威期刊和数据库收录为准绳。不论是被列在国际著名论文检索系统之首的美国《科学引文索引》（SCI），还是全球规模最大的文摘、引文数据库Scopus数据库，这些国际上权威的检索系统在收录一篇论文时，首重英文摘要和引用文献目录的质量。
对于英文摘要等书写较差的论文，在早年的做法是由标引员重新写，或寄到菲律宾等地委托人代写。后来，刊物和文章太多，数据库方面若认为英文部分写得不好，就可以把这篇论文淘汰。一部分中国期刊和论文就是由于英文部分质量太差，被这些数据库筛下。若是研究生的学术成果被论文数据库淘汰，何以客观衡量其专业成绩的优劣？
而且这不仅限于理工学科，人文学科的世界性权威论文数据库《社会科学引文索引》（SSCI）等，也大都由“美国科学信息研究所”（简称ISI）这些国际科技信息服务机构运营，同样要求英文论文摘要、英文文献参考目录的质量。以“研究中国古代史出色，何必学英语”“人文学科里英语过关的平庸研究生出头”为托词，说服力并不充分。
“英语威胁汉语”是极端民族主义说法
19世纪末中国第一次外语教育就被攻击为“以夷变夏”
“多学英语使汉语也遭遇前所未有危机”这种说法，是一种非理性的民族主义情绪宣泄。国人这种对待英语的敌视态度传统颇悠久，自十九世纪末北京开设同文馆、中国头一次有近代外语教育开始就有了。1867年的文献记载，“同文馆之设，谣言甚多，有对联云：‘鬼计本多端，使小朝廷设同文之馆；军机无远略，诱佳子弟拜异类为师。”“京师口语藉藉，……或作对句：‘未同而言，斯文将丧’；又曰：‘孔门弟子，鬼谷先生’”。早于两百年前，中国的闻人们就在认为外语教育是“以夷变夏”，传统教育受到外语教育的挤压了。
1973年，批评“不学ABC也当接班人”的英语老师被捕入狱
举个近点的例子。文革时，英语文明几乎对中国社会已经完全失去影响，但狂热的中国人对名存实亡的英语教育仍有狂热的拒斥和危机感。虽然当时的英语课本已经完全是“革命思想为体，英语知识为用”，入门先学的是英文版的“毛主席万岁”（Long Live Chairman Mao），而且占课程比重极低。1973年7月10日下午，河南省唐河县马振扶公社中学初二学生张玉勤还是在英语考试时交了白卷，并在试卷上写下打油诗一首：“我是中国人，何必学外文，不学ABC，也当接班人，接好革命班，埋葬帝修反。”老师按照常规批评了她，而这位同学也因为想不通为啥一面反修反帝，一方面还要学英文，于是愤而自杀了，造成了轰动一时的“马振扶事件”。当时正值文革，受此事件牵连，数位老师锒铛入狱，上百人遭到批判。
结语：陈寅恪自述少时拜访前辈夏曾佑得到的评价：“你能读外国书，很好；我只能读中国书，都读完了，没得读了。” 陈寅恪一生未曾松懈在外语上投注精力，不妨碍他成为公认的国学家。外语学习与本国教育的关系，也是这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