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元凯，1946年出生于江苏无锡，成长于上海，1963年考入南京大学化学系，1973年进入中国科技大学任教。温元凯是参加1977年国务院科学与教育工作座谈会最年轻的代表。因为这次会议，温元凯从一个科学研究者变成了中国改革进程的推动者。

    ■编辑提示

    3月27日，本报刊发“恢复高考三十年”个人史系列第二期《查全性：我发了言，邓小平拍了板》。在采访中，查全性回忆：“我的（关于恢复高考的）发言结束后……小平同志问了一下当时的教育部长刘西尧，今年改恐怕已经来不及了吧？我赶紧插话说，还来得及，今年的招生宁可晚两个月，不然又招20多万不合格的，浪费可就大了。

    小平同志又问刘西尧，还来不来得及？刘西尧说，还来得及。小平同志随即一锤定音，决定当年恢复高考。“对于此，温元凯的回忆有所不同：我记得邓小平说今年就改，当时的教育部长刘西尧说，工农兵招生方案已经发下去了。邓小平当场就说，发下去了收回来，推迟几个月。邓小平做了决定以后，我们所有的代表，包括人民大会堂端水的女孩子都情不自禁地站起来鼓掌了整整五分钟。

    大学期间就已经“成名”

    1963年，我考上了当时全国最好的化学系———南京大学化学系。大学二年级的时候写出了两篇论文。经当时南京大学化学系主任、中国无机化学权威戴安邦教授的认定，认为这两篇论文超过了吉林大学两个讲师发表的水平。同时，我的第二外语的水平德语经过南京大学德语教研室的测评，认为我当时的德语水平超过了研究生第二外语的水平。

    这时的大学都在贯彻毛泽东1964年的春节讲话。毛泽东春节讲话的大意是学生要看破分数，要生动活泼，主动地学习，要提高能力，不要做书呆子。我作为一个大学二年级的学生，在科学研究上已经有成绩，很快被南京大学校长、教育家匡亚明发现了。他把我的材料送交了教育部。

    1966年，高教部全国通报，发了一个《一个生动活泼，主动学习的好学生———记南京大学化学系化三4班的学生温元凯》的简讯。因此，我成了一个典型，团中央也表扬了我。

    我还受邀到几个大学介绍自己的学习经验。很快，“文革”开始了，南京大学贴了几千张关于我的大字报，有的大字报贴到我住的宿舍墙上和天花板上。一下子，我变成了“白专道路的典型”，“反革命修正主义的苗子”（因为老校长匡亚明在6月2日被打倒）。

    1970年，我大学毕业，被下放到安徽一个军垦农场。劳动锻炼完了以后，我被分配到浙江绍兴的一个县办工厂———长征塑料厂。开始让我当工人，但这个厂只有我一个大学生是学化学的，厂长和支部书记很重视我，让我搞技术革新。

    当时，县里一个工业局办公室的女学生是我在军垦农场劳动时的战友，我看她在台上跳舞认识了她。她的未婚夫是中国科技大学的助教。当时的中国科技大学在刘达校长的主持下，在中国的高校里面最早回炉了老三届的大学生。

    经过介绍之后，刘达问我想不想去科大，我当然想回去做科研工作了，我从小就想做居里夫人这样的科学家，想做科学研究的欲望很强烈。1973年，刘达派了一个人事处长，很快把我调入中国科技大学做助教。1974年左右，“批林批孔”的时候，科大一些人贴大字报批判刘达，说刘达把一个有名的“修正主义苗子”招到了科大云云，给我压力很大。好在大部分工农兵学员比较同情我，有人教我不要理会这些。

    “小小助教”参加了科教工作座谈会

    这时，科学研究慢慢得到国家的支持，一些学报开始恢复。到1976年的时候，我在中国著名的学术刊物上发表了近20篇论文。由于中国的科技刊物刚刚恢复，国外专家很重视。我的论文发表后，很快接到了一些外国专家同行的来信，有的向我索要论文，有的想和我探讨。这时，我在科大再次受到压制，被基层党支部批评，说我坚持走资产阶级的白专道路，要把我下放到农村，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这时我就愤愤不平。我想，“四人帮”已经被打倒，中国不可能不要科学。之前我已经参加过一些全国性的科学交流活动，我知道，40岁以下研究化学理论的，全国就我一个人发表论文。这是当时理论化学界的我的老师，吉林大学校长唐敖庆教授，北京大学化学系著名教授徐光宪告诉我的。1977年6月，我憋着一股气，给当时已经担任中国科学院院长的方毅写信。没想到，方毅看了我关于“加强基础化学研究”的信以后，立刻给我回信，而且同时通知中国科技大学的党委，要党委支持我的基础化学研究。我后来才知道，方毅推荐了我参加邓小平召集，8月4日到8日举行的“科教工作座谈会”。

    7月份的时候是暑假，我当时回到了上海。后来突然接到通知，让我赶到北京去开会。我一听特别奇怪，我是一个小小的助教，和中央办公厅、国务院有什么关系？由于买飞机票要单位的介绍信，而单位在合肥，我也没办法坐飞机到北京。后来，上海市人民政府给我安排了机票，我就坐飞机到了北京。8月3日，当时的教育部高教司司长刘道玉在机场接了我。他告诉我，这次座谈会是邓小平副主席邀请我们的，明天在人民大会堂台湾厅开会，到8日结束。邓小平要听大家的意见，你做好准备，要踊跃发言。

    第一次住进北京饭店，第一次进入人民大会堂

    我是第一次住进北京饭店这样的高级宾馆，第一次进人民大会堂。到会场拿到会议资料，打开名册一看，我大吃一惊。这个名单上都是中国最著名的科学家和权威教授。其中有北京大学的周培源，清华大学的何东昌，复旦大学的苏步青教授，南开大学化学家杨石先教授，他当时已经82岁了。此外还有吉林大学唐敖庆教授，还有中国医科院的黄家驷教授，中国农科院的院长金善宝教授，以及中国科学院的童第周，王大珩，张文裕等等。

    50岁以下就三个人，40岁以下就我一个人。邓小平穿了一身军装，神采奕奕，他说向中央建议，科技、教育已经荒芜一片，他要先管科技和教育，给大家当后勤部长，“你们有什么建议和要求，尽管提出来”。当时“文化大革命”刚结束，左的思潮在社会上还很猖獗。所以33个代表面面相觑，没有人发言。经过再三动员以后，大家推年纪最大的人发言。我记得第一个发言的是杨石先教授，他一开口就检讨自己资产阶级世界观没有改造好，一定要好好改造，下工厂，下农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

    我比较年轻，也比较活跃，就观察邓小平的反应，发现他老皱眉头。听完他的检讨以后，邓小平要大家畅所欲言。我记得接着发言的是苏步青教授，他总算发了一点牢骚，说自己手下原来有“十八条罗汉”（助手和博士），现在被下放得一个都不剩。邓小平马上就讲，要给苏老配备助手。中途休息的时候，担任这次会议组织工作的几个人就鼓励我们这些比较年轻的人应该大胆发言，暴露问题，反映问题。

    “温元凯，至少采纳你四分之三”

    因为我是“小人物”，在座的都是德高望重的老前辈和师长，所以还是没有敢举手发言———当然，我肚子里有很多话要讲。记得是一个下午的时候，我就利用插话的机会，说我还有话要补充。邓小平说可以。

    我就说高考制度要改革，并提出了十六个字的高考恢复的方案。这十六个字叫做“自愿报考，领导批准，严格考试，择优录取”。没想到邓小平听完我发言后当场讲，温元凯，至少采纳你四分之三。我们大家都一愣，什么叫四分之三。邓小平说，第二句“领导批准”可以拿掉，考大学是每个人的权利，不需要领导批准。我当时胆很小，不敢讲不要领导批准，听他这么一说，我们大家更高兴了。我记得邓小平说今年就改，当时的教育部长刘西尧说，工农兵招生方案已经发下去了。邓小平当场就说，发下去了收回来，推迟几个月。邓小平做了决定以后，我们所有的代表，包括人民大会堂端水的女孩子都情不自禁地站起来鼓掌了整整五分钟。8月8日，邓小平做了总结性发言。

    我的发言得到邓小平肯定以后我非常高兴，我利用书面发言提出，中国应该恢复留学生制度，而且应该主要向西方派遣留学生。我知道，我们以前主要是向苏联和东欧派留学生，而当时美国、欧洲和日本的科技早已经超过了苏联。我还提出，要建立中国的学派，发展中国的理论科学研究，培养青少年热爱科技，进行素质教育，不要全部培养成书呆子。这次科教工作座谈会以后，因为我最年轻，又很活跃，提的建议又被邓小平采纳，就成了媒体追踪的对象。

    《人民日报》很快发表了对我的访谈《不怕扣白专帽子的温元凯》。1978年左右，当时影响巨大的《中国青年报》发表了一篇长篇报道《高于一切的追求》，报道了我十多年来在科学技术方面研究和提出倡议的情况。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也成了改革的受益人。

    高考恢复20周年的时候，在美国的1977届的中国大学生举办了一个活动。他们满世界找我，希望我去参加。可以说，参加科教工作座谈会很大程度上改变了我的命运，使我从一个做专业科学研究的大学教师，变成了一个改革的推动者。（来源：新京报，口述：温元凯，采写：张弘，摄影：郭延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