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第二季度9.5%的增长率，与之前很长一段时间一样，中国经济的增长态势非常令人震惊，它也因此被视为世界的骄傲，成为全球发展中国家力量的源泉。但中国会不会乐极生悲？  

    自2003年以来，中国新一代的领导集体一再警告中国经济有过热的迹象，政府也采取了相应的措施，于去年10月提高了利率，6月又开始征收新的国内销售税，7月，中国批准了人民币升值。

    但中国经济过热的说法似乎并不是以对通货膨胀的观察为依据的。尽管2004年上半年中国的消费者价格指数（CPI）上涨了5.3%，但造成上涨的主要原因是食品价格居高不下，而无论此前还是此后，通货膨胀都小到可以忽略不计。

     过热的说法也并非以股市为依据，因为过去几年来，中国的沪深股市一直处于下降通道之中。

    认为中国经济过热的人列举了厂房、设备和固定资产投资的居高不下，上述投资占到了2004年国内生产总值的43%。按照这种观点，中国投入了过多的资金、建起了太多的工厂、进口了太多的机器、盖起了太多的新居。

    但新兴经济存在投资过多的问题吗？难道投资不是意味着人民生活的改善？我们知道，一个国家的工厂和机器越多，替代老旧厂房和机器的现代化设备越多，也就意味着生产效率越高；同样，建设的房屋越多，人民的生活就应该越富裕。

    若干研究结果表明，经济增长与机器和工厂的投资息息相关。1992年，现任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教授的布拉德福德·德隆和现任哈佛大学校长的劳伦斯·萨默斯在一篇著名的论文中显示：投资较高，特别是设备投资较高的国家，从历史上看有更高的经济增长率。他们举例说，日本每个工人的国内总产值自1960-1985年间比阿根廷的增长超过3倍，是因为日本和阿根廷不同，日本对新机器和设备投入了大量资金。

    简言之，国家安装的设备和基础设施越多，人民的工作经验就越丰富。不仅如此，国家的设备投资越多，就会学到更多的最新技术——而且学习的方式更加有效，也更接近实际的技能。

    这样看来，中国以最快的速度不停地购买新设备、建设新工厂、修建新道路和桥梁似乎并没有错。建设的速度越快越好，因为惟其如此，按照世界标准还没有实现富裕的中国人口就能在有生之年实现这一目标。

    但是，任何政府都必须确保投资的有效性。在中国，对经济所持的普遍的乐观情绪才是值得关注的理由。有些人类所共有的弱点会导致人们在经济繁荣时的行为失去理性。

    简单地讲，中国的问题在于其经济增长得太过顺利，有可能导致人们想像力的过度发挥。在这种时候，人们会轻易认为上海的公寓在10或20年间会涨成天文数字，因为那时中国的繁荣程度绝非现在可比。而如果它在10或20年内会成为一笔可观的财富，那么今天自然也就奇货可居，因为用于将未来价值折算成现在价值的实质利率在中国仍然很低。于是人们变得异常兴奋，他们开始排队抢购。

    当然，他们的推理本质上并没有错。但如果最终决定今天价值的因素如此依赖于我们无法清楚预见的遥远未来，我们也可能无法再理智地进行思考了。

    由于长期资产的真正价值很难预测，人们会自然而然地把注意力集中到观察价格的增长率，并仅仅由于价格的迅速提升而认为这些资产具备很高的价值并趋之若鹜。但这会让人犯下严重的错误，为长期资产付出太多的代价，甚至预期未来经济也能够保持强劲的发展势头。在瞬间的兴奋而不是对经济基本原理测算的驱使下，人们会透支自己的财力，受到广告的蛊惑，在不恰当的地区投资错误的资产。

    因此，“过热”一词也许有误导之嫌。用公众注意力过于集中在最近的价格变化、或过于接受某些高市场价值来形容也许更加准确。但无论怎么去命名这种现象，这都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

    幸运的是，中国人似乎也十分重视他们政府的风向标。而正因为如此，国家领袖们在投机氛围蔚然成风时不能袖手旁观也才更为重要。沉默可能被理解为默许，也就是允许长期资产价格的快速上涨。国家领导人必须大声疾呼，必须采取具体的行动，以便向公众展示投机泡沫不能再继续下去。

   这也是中国着手做的事情。房地产繁荣似乎正在回冷。如果政府继续推行上述政策，那么公众对国家商业和机构信赖的有益效果，将协助确保中国在未来若干年内继续有稳定的、可持续的经济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