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生于上世纪50年代初,是老三届,1966年“文革”骤至,我五年塞北插队,两年北京待业,四年工厂学徒。农村的几大累活——挖井、脱坯、赶大车我都干过了。北京城里的临时工、搬运工、泥瓦匠我也干过了,还当过看自行车的人。历经磨难十余载,饱尝人间冷暖,处于社会底层的我,青春的激情早已殆尽。
1977年,我偶然得知恢复高考的消息,便和几个工厂的好朋友一起到了厂办,开证明,报名参加高考。此时离考试日期只有二十几天。我开始了紧张的备考:左裤兜装着地理书,右裤兜装着历史书,上衣口袋里是数学书,还有一支粉笔。车间水泥地上到处是我在工作间歇画的方程解题、中国地图、数学公式……
考试的日子到了。考场设在北京朝阳区一个师范中学里,没有欢迎的横幅,更没有家长的陪伴接送。只有简陋的教室、破旧的桌椅,一群求知若渴的朴实青年。
揭榜了!分数线定在260分,我考了306分。但不知什么原因,招办组织体检后再也没有录取的讯息了。开弓没有回头箭,我已做好充分准备,再迎接第二次高考。
1978年的夏季,我又在北京和平里一所小学里参加了第二次高考。两番考场拼搏,终于榜上有名,我考入中国人民大学二分校新闻系就读。此时的我,孩子还很小,我的自行车前多了个小椅子。四年的大学生活上演了一幕“抱着孩子上大学”的有苦有甜的人间真情剧。
我与众同学不同的是,每天早晨6点多即起,把小女儿从睡梦中唤醒,洗好脸,穿好衣,将女儿放在自行车大梁上特制的小椅子上,后架子夹好我的书包,一路紧蹬,穿街走巷,将孩子送到幼儿园后,再飞也似地朝学校骑去。抱着孩子上大学,虽苦虽累,但心里充实得很。
刚刚恢复的大学,没有正规的教科书,多是油印的题纲,没有正规的教学大纲,甚至没有老师。我们刚进校时,英语教师在闭路电视里,政治老师在黑板上方的广播喇叭中,我们听广播、看电视,这就是当时上大学的真实情况。
从插队到回城,从待业到工厂,历经磨难的我,恰逢改革开放,恢复高考,我才有了抱着孩子上大学的可能。这一段有苦有甜的如歌岁月,我终生都不会忘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