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业大学校长柯炳生在亚太国际教育协会2009年年会上说，大学生就业难可能是一个比较长远的趋势，大学生数量不是就业困难的主要因素，因为只有25％左右的新增劳动力来自大学毕业生，“质量问题才是关键”。柯炳生一方面希望政府能将目前促进就业的措施长期化，一方面也希望政府能在数量上适当控制高招规模和新建高校的增加，另外大幅度增加政府对高教的投入。（4月17日《北京晨报》）师傅领进门，修行在个人。大学的学习更多是靠自己自觉努力。但何以这么多大学生都有“质量问题”呢？这恐非将责任推给学生那么简单。记得中国富豪榜上排名亚军的严介和，日前在武汉“放炮”现行教育体制：“有了学历没能力，有了文凭没水平，有了职称不称职。”当时有人说严总像过嘴瘾，以点代面，一竿子击落一树果子。窃以为，他的这个“段子”虽然不如今天柯校长所抛出的“质量反思”论这么委婉，但却是话丑理端，直击当前我国应试教育的软肋。

　　中国教育，或许从幼儿园教育开始，就一直难以摆脱“会考的娃儿有奶吃”的意识羁绊。其实要我说，应试教育并无原罪，素质教育未必不可以量化到“应试”的案头，只是我们一直疏于对此的研判罢了。

　　现在，毕业生的“质量问题”已经影响到了他们的就业，作为公共教育设计与监管者，再不应只顾躺在一种次优教育制度上睡大觉了，甚至随着时代的向前推进，“次优”已开始蜕变为劣势。既然应试教育早已曝出素质教育之缺，已开始明显影响到大学毕业生的就业质量，那么，我们就理当对此引起高度警觉——一个国家，没有比教育理念失衡更为忧惧的事情。我们应肩负起这个时代的责任，直面教育体制上的问题，重启应试教育价值研究评估的高端程序，尽快找到一条适合中国教育科学发展的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