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秋起，湖北省高一新生全部使用新课改教材，语文包括了5本人教版必修教材和11种选修教材。与老教材不同，新教材中首次出现了一些过去有争议的名家作品。其中最引人注意的是，梁实秋的《记梁任公先生的一次演讲》被收入其中，这也是梁实秋作品第一次进中学教材；而新课改教材中鲁迅作品明显减少，《药》、《为了忘却的纪念》等作品不见了。

　熟悉现当代文学史的人皆知，长期以来对梁及梁文的争议，并不仅限于其性灵而“小资”的文字本身，它涉及复杂的个人政治取向、文化和文学意识立场等诸多外延性命题，在相当长时间内，梁及梁文是被旗帜鲜明地“幽闭”、隔绝和批判的；只有在作为主流红色文学、革命文学的反面靶标时，其才有如文化“落水狗”般被湿淋淋打捞示众的短暂可能。让这么一个曾经的文化“反面”人物登堂入室，赫然成为莘莘学子仰望学习的文学范例标本，的确可视作某种意义上的标志性突破。

　　文学该不该负载它本体价值以外的诸多符号话语？意识形态领域的个体方向抉择，是否有理由成为评价一个文学家、文化人物历史地位、“文化重量”的必要甚至是首要条件？在文学作品的客观评鉴准则，与思想“正确性”、政治正确性之间，到底哪一个更应被看重？这曾是困扰和纠缠无数读者的文化“死结”，绕不开也跨不过，幸运的是，时间这个不老的哲人，终以年轮流转换来了想象与操作的空间，禁忌被理性穿透，幻象被真实驱散，文化“日全食”注定只能惑眼一时。

　　回到梁及梁文本身，在笔者看来，中国的现代文学史(尤其是散文领域)理应有他的一席之地。因其中西兼通的学识底蕴，因其开一代风气之先的个性文体与通透精妙文笔，在同时代作家中，他理应被置于最重要层次；与鲁迅、周作人、郁达夫、林语堂等一样，是那个时代的主要文学标志人物。至于这几位现代名家的区别，在笔者看来，则只有文字风格与文化取向之差异，而不应有优劣等次之分。那必是不智且徒劳的。

　　倘以语文新教材的嬗变(近年来类似案例接连涌现)，作为某个文化维度上的观察点，则笔者深信，曾炫目一时的文化“日全食”似极端天象其实渐在消散之中，它同时昭示着这个时代文化理性、文化理想的真正价值回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