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军医大学的钟法权获奖了。这次获的又是一个大奖，他的新作《那一年，这一生——汪良能传》，在2007年获新闻出版总署向十七大献礼百部优秀图书、第九届总后勤部军事文学奖之后，2008年再一次喜获全军“新作品”一等奖。近日，总政治部发出通报予以表彰。我带着一份崇敬和祝愿走近了这位军旅作家。

    谈起写作，让人出乎意料，钟法权说的并不是“苦”，而是苦尽甘来的“甜”，因为他爱在知识的海洋里游历，爱在文字世界里舞蹈。八十年代，钟法权从鱼米之乡的荆门参军到了大兴安岭一个环境非常生态的山沟仓库。原始的森林，森林里的狼、狍子，冬天里漫天飘舞的雪花，让他无限憧憬；在云海里的哨所和哨所里寂寞的哨兵生活，孕育了他文学的梦想。他读歌德、读雪莱、读唐诗宋词，在冷静与激情的碰撞中，一行行诗歌便在那一片白雪皑皑的世界里诞生，那一片片圣洁的雪花，成为了他抒写情怀的美好文字。文学的美让他解脱现实的痛。入伍不久，他的第一篇诗歌便被《鸭绿江》杂志刊用，很快被上级领导所看中，认为是一个很有培养价值的小战士。那时，他正儿八经的工作是新闻报道，他在迷上小说创作之后，在坚持写好新闻稿件的同时，利用大量业余时间进行文学创作，小说《红狐狸》在《后勤文艺》上发表。若干年后，当时任创作室主任的著名作家王宗仁谈起《红狐狸》仍记忆犹新，“很是新鲜，很有创意，很感动人。”

    从那一年起，钟法权开始走上文学道路，他写小说、写诗歌、写散文、写报告文学、写机关公文……把自己深陷在爬格子的稻田里，虽然弄得两腿是“泥”，脸上有“花”，但却在“那块邮票般大小的地方”，把基层官兵的苦乐，开掘提炼成纯洁而高尚的美，创造出一个又一个属于自己的文学天地。

    20多年来，他从大兴安岭山沟到原武汉基地指挥部，从老家荆门石化总厂军代室又重回武汉，后来又到武汉一个山沟仓库任政治处主任，最后再到西安四医大。不管工作如何变动，他都在干好工作之余，坚持写新闻稿、写散文、写小说、写报告文学，写工作材料……他不停地写啊写……虽然年龄增长了、职务提升了，肩上的担子重了，但写作的劲头却越来越足了。

    凭着这股钻劲、韧劲、苦劲，他从进行业余文学创作开始，到后来出版了《情书撰写人》《行走的声音》两部小说集、报告文学《大师，大师》和长篇传记文学《那一年，这一生》，发表了二百万余字的文学作品。小说《鳖祭》《行走的声音》《大雪满天的日子》《漂浮的营地》《拿什么拯救我的兄弟》先后获总后勤部第三、第五、第六、第七、第八届军事文学奖。

    一摞摞荣誉的累积增高，钟法权由一名热爱文学的小战士一步一步成长为有着丰富的人生阅历、具备扎实功底的军旅作家。现在他是湖北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散文学会会员、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作为四医大政治部纪检办主任，他日常工作格外繁忙，每天有许多材料需要撰写，他只能在别人娱乐时，在别人熟睡中，在自己热爱的“一亩三分地”里耕耘。一分耕耘，一分收获。钟法权在文学的苦旅中，不仅成熟了，而且成功了。他的长篇传记文学《那一年，这一生——汪良能传》出版后，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反响。

    在北京举办的《那一年，这一生》研讨会上，中国作协理论部雷达说：“读到这部传记文学，颇有几分意外和惊喜。给人以新意扑面的感受，它保持了传记文学的精神性追求，在被历史忽视和被现实遮蔽的角落，发现了精神价值的不屈存在。”总后政治部办公室副秘书长殷志红称赞这部作品“主题重大、作用重大、成果重大”。总后政治部副主任陶德平看了作品，满怀激情地说：“他不是为出书而写作，而是为了读者，为了弘扬主旋律。”人民日报社文化部副主任王必胜评价这本书是一部非常及时、非常好的作品。专家们的评价，也反映了读者的心声。一位科技干部在读后感中写道：“读了《那一年，这一生》，我深深地被主人翁的爱国、敬业精神所感动，像汪良能教授那样活着才有意义。”一位大学生感慨地说：“在追求名利的浮躁中，看了军旅作家钟法权的《那一年，这一生》，如醍醐灌顶，顿感清爽，人生要有为国为民的大追求，才不会迷失方向。”……领导的肯定、专家的评价和读者的认可，足以让人感知这部作品的分量之重。

    谈到未来创作，钟法权说自己正在酝酿一部有关知识分子和红军西征内容的著作，他准备用几年的业余时间来完成。他说，一个真正的作家，著作不在于多少，而在于能否流传……望着他消瘦的脸颊，深陷的眼窝，听着他的雄心勃勃计划，一种敬意油然而升。此时，我想起了歌德的一首诗：“谁不曾和着悲哀吞他的饭！谁不曾中夜叹息，睡了又重起，眼汪汪地等候东方的复旦，伟大的天神啊，他不曾认识你”。

    是啊！文学是一条望不尽的长路，交通工具再发达，对一位负责任的作家来说，也得自己步行。伟大的文学之神是高傲的，也是吝啬的。他把苦的果子扔到人间，你吃上了，就注定要苦嚼一生。祝愿这位摘到文学果子的作家，耕耘出一片更新更大的天地，收获更多更硕的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