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底，白桦写出电影剧作《苦恋》。开始白桦只是应邀写一部名为《路在他的脚下延伸》的纪录片（1979年发表在香港《文汇报》）。计划由画家黄永玉自己出镜，后来夏衍先生考虑到拍摄的困难，建议撇开真人真事，写一部故事片，写一些典型人物。“《苦恋》的本意是呼唤人性的复归，是表达祖国的苦恋者们的苦难历程与真诚心迹。”白桦回忆他的创作初衷时说。

不久，《苦恋》以《太阳和人》为题拍成电影。片子在审查时没获通过，还引起了轩然大波。

4月17日，《解放军报》发表了批判《苦恋》的文章。

1981年1月10日晚，在审片时引起批评之后不久，白桦求见胡耀邦，请他看看这部片子。胡耀邦表示，这部片子在没有通过审查之前，他不准备看。白桦一再请求，他还是坚持不看。经过一段时间的批判之后，9月25日，胡耀邦对文化部部长陈荒煤说：“《苦恋》的事情应该了结。”

1981年10月13日，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胡耀邦在中南海勤政殿会见前来北京主持中国作协主席团会议的巴金。巴金在面见胡耀邦时说：“文艺家受了多年的磨难，应该多鼓励、少批评。特别是对中青年作家，例如对白桦。”其时正在用电影摄影机采访的新闻记者祁鸣眼前的取景框模糊了，他发现自己在流泪。在回忆此情此景时，白桦再度流泪。那是他在上海华东医院面对巴金遗容的时候。

白桦把自己的早年经历描述为“因重创而敏感的孩子”。

似乎是某种应验，童年被迫面对战争，面对法西斯军队的侵略。1947年参军，历经血与火的战争岁月，1950年开始写作，又经历政治风暴，1958年因与胡风的交往而被划为“右派”。1978年改正复出，旋即又在随后到来的思想风潮中受到批判。

晚年的白桦生活恬淡，儿孙都不在身边，老两口相濡以沫。住在上海这个超级大都市，闭上门窗就是乡村。间或和一些好友见面，见面时言不及义，轻松闲话。有时也应邀到韩国、新加坡、泰国、日本、香港等地访问并演讲。近几年白桦一直在力所能及地写作，发表了一些关于云南的小说，他把它们称之为边地传奇系列。长诗《从秋瑾到林昭》的发表是白桦看重的事情，因为这首诗他花费了十年的心血。其余的时间，白桦在慢慢地写他对于往日的回忆。他对这部回忆录的态度是，不急于出版，出版也许是寂寞身后事。

9月20日，南方周末记者专访了白桦。

“接受历史教训绝非易事”

南方周末：1978年，对于中国是个很重要的时刻，政治解冻、文化复苏。在1978年的时候，您是什么样的状态，那时候在你的视野中，中国政治和社会是什么样的?文学和思想是什么样的？有记忆深刻的故事和细节留下来吗？

白桦：是的，1978年是一个很重要的时刻。那年我新创作的、关于20世纪30年代发生在洪湖地区的大悲剧的话剧《曙光》，正在北京由中国话剧团和武汉军区话剧团合作演出，那是一部经过一再修改才搬上舞台的话剧。剧中主角的原型是一个理想主义者段德昌，他是一位与贺龙齐名的洪湖苏区创始人，黄埔四期的高材生。1930年代初在肃反运动中遭到“钦差大臣”、洪湖苏区的头号人物、党代表夏曦的排挤与怀疑，处死。行刑前段德昌留下了三句话，第一句是：红军不要离开洪湖。第二句是：不要开除我的党籍。第三句是：不要用子弹打死我，留下一颗子弹打敌人。我在贺龙口里第一次听到段德昌的遗言时，异常震撼。在“文革”中我会经常联想到那个时期的悲剧，使我更加深切地认识到，在中国接受一个历史教训绝非易事，即使是极为惨重的历史教训。三十年后的“文革”几乎就是当年苏区肃反悲剧的重演。

就是这部戏，从夏到冬没人点头通过，只能内部演出。来看戏的都是失去职务的人，如轮椅上的罗瑞卿和一大批脱了军装的将军们。他们第一次意识到自己身上的伤痕和一般干部群众差不多，而且发现舞台上反映的往昔生活和“文革”十分相似，而且有某种联系。但他们只有感动流泪的份，却无权批准这部使他们动容的话剧。我还记得当时发生过一段小小的插曲，当我们把坐着轮椅的夏衍请到剧院来看戏的时候，一个锅炉工暴跳如雷，抗议剧组竟然把毛主席钦定的文艺黑线头子夏衍请来看戏。我们费了很多时间才把他的激动情绪勉强安抚下去。在职而且支持这部戏演出的领导人除了武汉军区的两位上将杨得志、王平外，就再也无人了。有关部门的领导人，如中宣部部长张平化等全都避而不见。一位画家朋友从杭州给我发来一封长篇电报，劝告我“放弃演出，深刻检讨，别为妻儿再添灾难，你们家的灾难已经够多的了！”“有些政治上特别敏锐的人们已经写好了批判文章，并在《解放军报》拼好了版面”，“他们认为这是一部解冻戏剧，绝好的靶子。”他们在文章里呼吁观众“批判这部暴露共产党杀共产党的反动作品”。我没有听从这位画家的劝告。

有一天傍晚，杨得志司令员、王平政委突然再次到剧场观剧，演出结束，他们走到台上大声宣布：明日登报在北京公演。许多演职员都哭了。这是一个非常的决定，两位军区领导人在北京做出这样的决定，是不是有些僭越呢？事后，当我们知道他们刚从中共中央三中全会的会场上走过来的时候，才恍然大悟。

南方周末：第四次文代会是在中共中央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召开的，那次会议被看成是中国新时期思想和文化复兴的开始，这次会议留给您什么样的记忆？

白桦：第四次文代会是一个思想解放的大会，特别是作家们的会，出现了多年未曾出现过的、接近真实的声音。许多画家、剧作家、音乐家都到作家们的会上来旁听。只有与会者才能体会到那种春潮澎湃的兴奋。我在会上做了一个题为《没有突破就没有文学》的发言。第二天《人民日报》用一个整版发表了我的讲话。我记得，在我讲到反右运动对青年作家艺术家的戕害时，有一位在文艺界领导过历次运动的人物拂袖退场。我并不以为这有什么不正常，在他的眼里，我走上讲坛发言就是“右派翻天”。但巴金、严文井、冯牧、陈荒煤等许多前辈作家当即都给予了首肯。胡耀邦事后曾让人转告我：他对我的大部分观点都表示认可，只是觉得至今仍然谈到知识分子的安全感问题，好像不够恰当，他认为“大可不必忧心忡忡”。我当然理解他的善良用心，后来的事实证明，并非我的多虑，而是他过于大意了。

《苦恋》的温故而知新

南方周末：在1980年代，作为作家您一直被争议。《苦恋》（电影剧本《太阳和人》)是争议的焦点，当初为什么会写这部电影？现在您怎么看这部电影？哪些是经得住历史和时代检验的？有哪些是需要修正的？

白桦：我创作《苦恋》的本意是呼唤人性的复归，是把“人”字写在天上，是表达祖国的苦恋者们的苦难历程与真诚心迹。我记得，“文革” 中有一位大批判的能手，指着一位三代产业工人的嫡亲后裔说：我可以在一个小时之内把你批成反革命！你信不信？那年轻人连忙说：信！信！旁边有人问他，你回答得真快！他说：慢不得的，慢了，我不就成了反革命了？

今天，我可以明确表示：1980年代关于电影剧本《苦恋》的争论，不应该问我当时有什么问题，而应该请当时提出问题的人来回答有什么问题。《苦恋》的出现只是一个在特定历史时期里的正常文学创作活动。它和一切文艺作品一样，当然带有历史的烙印和作家的生命体验。但它是一个真诚的作品，正像吴祖光先生当时说的那样，它“温柔敦厚”。在北京内部放映的时候已经证明，绝大多数观众和学术界、艺术界的同仁都是肯定的。物理学家杨振宁博士在经过特许之后，观看了《太阳和人》，他落泪了。他表示文学作品要经过时间的验证，也许需要几年、几十年，乃至一百年。我以为它既是历史的产物，就让它历史地存在吧。它如果真的有生命力，它就会存活下去。它的魅力除了它的内涵，也应该包括它的局限和它出生时的如晦风雨。

南方周末：在当时，您的个人处境如何?

白桦：我并未感到惊恐，因为1981年4月20日《解放军报》评论员文章《四项基本原则不容违反》发表的当天清晨，在CCTV播出的时候，开始时我还不太相信，听了一会才确认这是真的。几乎是文章刚刚播出，我就接到雪片般的电报，百分之百都是支持我的，反响之快，出人意料。他们个个直言不讳，真名实姓、地址电话全都写在信上。这表现了他们毫不畏惧，理直气壮。我相信，他们绝大多数人都没有看到过剧本，他们除了关心我，同时也在关心着国运，反对倒退。特别是对那篇批评文字所采取的笔法十分反感，人们太熟悉了！有人竟然怀疑这是姚文元在狱中的大作。接踵而来的是数以千计的信件使我激动不已。我以为，对于我，仅此就够了，还需要什么呢！而且当时我所属的单位武汉军区的政委李成芳特别镇静，他下令，有关《苦恋》，事无巨细都要由他自己来处理。

时至今日，我时常还会把那篇完成于1981年的批判文字，《解放军报》评论员文章《四项基本原则不容违反》拿出来重读，“温故而知新”，实在是良有益焉。

南方周末：您接触过邓小平和胡耀邦么？对他们有什么样的印象?在批判《苦恋》的风潮中，他们对待你个人的态度是怎样的？我知道是胡耀邦先生阻止了当时的批判风潮。

白桦：我从20世纪40年代就是中原野战军（即第二野战军）的普通一兵，那时候只是在战场上见到过邓小平，他是我们的政委。战争年代，领导人都很朴素，很容易接触。1950年代初我在四川贺龙元帅身边工作过一段时间，和邓有过多次接触，但他并不知道我是何许人，可能以为我是一个勤务员。和胡耀邦的接触是从1978年开始，在中宣部长任上，他曾召集过一些作家到他家座谈，听取作家们的意见。态度诚恳，才思敏捷，既虚心而又耐心，对于中国的现状了如指掌，且有极强的洞察力。第二次是1979年秋天，曾请求面见胡耀邦，当我刚刚在他客厅里坐下，宋任穷来了！我只好告辞。1981年1月10 日晚，我求见胡耀邦，惟一的要求是请他看看影片《太阳和人》。他可能考虑到方方面面的情况，拒绝了我的请求。当着他的秘书告诉我：“这部影片在没有审查通过之前，我不看。昨天晚上在中南海放了这部片子，我没有去。听说有人反对，有人支持。我们家看过电影的就是两派。我的儿子是赞同你们的，我的秘书就不赞同。希望你们的电影能够通过，然后也能在电视上放，我会坐在这张藤椅上看。”他是一个胸襟坦白的人。此后，我知道他一直都在竭力拖住从“左”面驶来的一乘烈火战车，这是“文革”后最危险的一乘战车。因而这一事件才没有扩大为一场政治运动。后来终于以正常的文艺批评的形式平安结束，一切全都是他的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