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写《中国读本》，向世界传播中国传统文化，１２万字的《西藏读本》也即将出版……

    担任田汉基金会理事长，为整理、发掘田汉戏剧遗产奔走呼吁……

    在鲁迅文学院等艺术单位授课，向青年学子传播文学理想……

    著名作家、剧作家苏叔阳今年已经７０高龄，仍然在艺术的道路上“全面出击”，各种作品从笔下不断涌现。其实，从《丹心谱》问世至今30年的时间里，他的创作始终与改革开放的浪潮紧密相连，在话剧《左邻右舍》、电影剧本《夕照街》、长篇小说《故土》等作品中，回响着作者对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中我们脚下这片古老土地上所发生的巨变的思考，从中我们可以听到改革开放不断向深层次推进的潮声。9月24日，记者在他排得满满的日程表上觅得了空隙，对他进行了专访，请他畅谈了《丹心谱》从创作到上演的过程中所发生的一幕幕往事，以及他对自己艺术生涯、对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文艺事业发展的思考。

    记者：谈及改革开放３０年来文艺事业的发展，《丹心谱》是一部无法回避的作品，它的出现，被认为是新时期文学的开端之一。请您谈一下这部作品创作的由来。

    苏叔阳：１９７４年，我在北京中医学院，也就是后来的北京中医药大学做教师。当时，我写了一个电影剧本《战马驰骋》，由此借调到了北京电影制片厂。这个剧本说的是一名小战士，怎么用辩证唯物主义做指导去驯马，我是根据当时报纸上的一篇通讯改编的。北影的已故编辑田庄说之所以对这个本子感兴趣，是因为它没有像当时的作品那样，写什么“打倒走资派”之类的。后来，为了完善这个剧本，北影厂让我和徐子衡去北京军区独立骑兵团驻地体验生活。这个地方在今天内蒙古的赤峰，我们在路上就逐渐酝酿了一个剧本。这是１９７６年的事情了。当时我们在讨论中取得共识，我们觉得，在“文革”中，很多知识分子挨整，受了很多苦，但是他们爱憎分明，操守崇高，在大是大非的问题上态度鲜明，但那时还没有一部作品来正面反映他们。文艺作品中的知识分子都是团结改造利用的对象，有的则是反面形象。

    因为我在中医学院教书，对中医有些了解，也知道周总理很关心中医。于是，就设想通过心脏病新药研制过程中发生的故事来反映我国优秀知识分子的高风亮节，反映周总理对知识分子的关心，控诉“四人帮”的倒行逆施。回到北京后，我就根据这些想法，写出了电影剧本《火热的心》（即后来的《丹心谱》）。

    记者：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这部戏在排练上演的过程中是否也经历了许多曲折？

    苏叔阳：这个剧本写出来后，在北影厂很受重视。当时北影厂的编剧梁彦，也就是至今长演不衰的儿童剧《马兰花》的作者之一，担任组稿组组长。他看了剧本后，写了他的想法，贴在办公室门口，说好的作品应该用火车的速度来拍，而这个剧本应该用飞机的速度来拍。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人们在这个剧本中，首先看到的是周总理对知识分子的关怀，觉得这个剧本倾诉了人们对总理的热爱。而怀念周总理，就是控诉“四人帮”，否定“文革”。后来，有人说不能“用死人压活人”，反映领袖的作品要排排队，要先写毛主席然后再写其他人。所以，这个剧本当时就没有投入拍摄。但剧本的情况已经在北影厂传开了。厂里有一位著名的电影工作者，名叫戴浩，是我国电影史上不能忽略的人物。这时他还是“戴罪之身”，是“历史反革命”和“现行反革命”，他拉我去找凌子风，凌子风看了剧本很激动，表示一定要拍摄这部戏。正在筹备的时候，接到通知说不能拍。戴浩建议去找北京人艺，改成话剧上演。他拉我到北京人艺的老演员胡宗温家，恰好当时的文化部副部长司徒慧敏也在（他当时还没恢复工作）。我给在座的人讲了这部戏，因为仅有的一本手稿在北影文学部，无法拿出来。大家听完很激动，胡宗温表示要去向人艺推荐这部戏。当时，司徒慧敏有一道拿手菜在艺术家中间很出名，叫做“司徒鱼”，他把做这道菜的手艺教给了我。这道菜后来也就成了《丹心谱》中“庄氏鱼”的原型。很快，我就接到通知，让我去人艺说一下这部戏。我去的那天，人艺几乎所有的演职人员都在，大家听了我的介绍，当场就决定要排练这部戏。

    这种情况如今再也没有了：一个无名小辈，连一张纸头都没带，也没有任何可以证明我能力的东西，就凭一张嘴，一个故事，北京人艺就决定排演，说明当时文艺家是多么热情。我也很激动，两三天就交出了第一幕的剧本。

    记者：在排演过程中出现过新的困难吗？

    苏叔阳：当时，这部戏的导演是梅阡、林兆华，由郑榕、于是之等扮演主要角色，这几乎是人艺最强的阵容了。对于这些演员，其实我心仪已久。当时，我经常去人艺看戏，有时买不起票，就是在开演后很久，人家宽宏才让进场的。所以，我看过了不少无头有尾的戏。这也让我对这些著名演员的风格特点比较熟悉了。在写剧本时，我就开始按照这些演员的路数去写。当时，我每天写一幕，第二天就开始排练。开始时非常顺利，但是在第三幕后我陷入苦闷。对于剧情的下一步发展，我有过很多想法，但似乎都不对劲。后来，梅阡导演说，剧情发展到了高潮阶段，人物的性格要有变化，故事要有新的跌宕。于是，这才有了被赶出门去的女婿又提鱼上门，温文尔雅地来拉老丈人下水投靠“四人帮”的情节。这就让人物的性格、心理更真实，把人物反映得更全面。梅阡先生可说是我的“一言师”，一句话让我受用一生。这部戏的一个版本中还曾经有过尾声，是梅阡先生的手笔，意在有个昂扬点的结尾。后来演出时去掉了。电影剧本的责任编辑是章太炎先生的关门弟子张小怿，他为话剧《丹心谱》写了一首《咏梅》诗，我把它变成主人公的台词。这首诗后来在电影《丹心谱》中就变成了主题歌。

    记者：《丹心谱》的上演，在当时，不仅在文艺领域，对于全社会都是一件广受瞩目的大事。您还记得当年的情形吗？

    苏叔阳：这部戏排练时就有文艺界的朋友屡屡来看。上演后，每次演出，都场场爆满，有的观众看到动情处还出现过哭昏过去的情形。我自己经常在剧场最后一排看戏，常会忘记这是我写的戏，如在梦中，深深地陷入到剧情里。这部戏是１９７８年３月上演的。我不否定人们所赋予这部戏的政治含义，我的初衷是想写知识分子的高风亮节。人们喜欢这部戏，更多的是因为抒发了人们对“四人帮”的痛恨和对周总理的热爱。邓颖超同志看了后说，这部戏好就好在恩来没有出场。其实，这部戏上演后也有争论。有人说这部戏是“拿死人压活人”。这让我们感受到了压力。后来，贺敬之、柯岩同志找到我说：“这部戏我们看了，觉得很好，你写封信给王震同志，请他来看戏，我们转交。”我按照他们的嘱咐就给王震同志写了信。不久，王震同志果然来看戏，他很喜欢这部戏，他说：“可以在戏里面加一句‘为了贯彻毛主席革命卫生路线’啊！看他们还说什么！”后来，邓小平同志看了这部戏的录像后也说这是部好戏，这才满天乌云散。北京人艺的艺术家一直顶着压力上演，让我感动至今。小平同志的话传到我们耳朵里，我们兴奋之至。我和范曾去吃饭，干杯时兴奋得把杯子都碰碎了。

    记者：纵观您长长的艺术履历，我们可以看到其中有两道清晰的主线，就是关注知识分子在当代社会的命运、价值，关注中国传统文化在今日中国的回响。

    苏叔阳：《丹心谱》是中国话剧历史上第一部正面歌颂知识分子的作品。中国知识分子向来有追慕崇高的情结。屈原、文天祥、戊戌变法诸君子和大批革命先烈等从古到今的知识分子代表，他们的高风亮节，是我们宝贵的遗产，他们的精神为后来的知识分子留下了标杆。这些不应因时代的变化而被忘记。另外，我写知识分子比较多是因为我出生在知识分子家庭，对知识分子的心态比较熟悉。如果我去写别的题材，人物即使穿上工人、农民的衣服，味道还是知识分子的。在写作上，现在我在技巧上有进步，比写《丹心谱》时成熟多了，但是激情似乎在减退，这当然与年龄的增长有关，也与需要更理性地思考有关。所以，后来我把很多精力转向了文化的研究方面。在《中国读本》之后，《西藏读本》也快出版了。我希望通过这部书，让海内外的读者能够看到西藏真实的过去和现在。

    记者：您在多个艺术领域都有建树，如何看待当前的戏剧和电影？

    苏叔阳：我在鲁迅文学院讲课的时候，总是说电影有了文学的介入才成为了艺术，但是，我们必须看到的是，现在的一些大片，已经失去了文学，变得没有故事，没有真实的人，只是高科技的杂耍。而话剧之所以成为文学，最初也是因为有了郭沫若和田汉诗性的剧本才被人们接受为文学。30年来，话剧今天有游戏化的趋势。现在有的人玩的似乎是很时髦的艺术，其实在形式方面田汉等前辈早已实践过，他们的作品在内容和情感上那样激情而又诗意盎然地控诉丑恶、歌颂光明，今天读来依旧让人心潮澎湃。现在我担任田汉基金会的理事长，就是希望能够更好地整理继承以田汉为代表的老一辈艺术家留下的文化遗产。我始终认为，艺术最离不开的因素是人，也就是人性、人情、人道，如果不写人，而去单纯写观念，让人去为观念服务，这样就会让作品失去诗意，失去打动人的力量。艺术家在创作时，要有仪式感，要有把自己当作祭品去献给诗神的精神，这样才能让作品有神圣感。

    记者：如何评价您在这30年走过的艺术道路？

    苏叔阳：对于我的作品，无论是小说、话剧、电影，还是文化研究方面的文字，我相信都在及格线以上。在这30年中，我一直走在追慕和歌颂崇高的道路。《丹心谱》出来后，曾经有人要给我一些这样那样的职务，我都没有接受，我认为，自己应该在文学的道路上走下去。到了今天，我清贫，但我不后悔。在我身患重病甚至可能面对死神时，我曾经自问我有没有做过卑鄙的事情。无心的过错有过，而且可能不少，我内心曾经向所有我无意伤害过的人道歉。但我没出卖过朋友，也没有出卖过自己。我一直保持着孩子心和好奇心。我始终在追慕和歌颂崇高。也许这就是我在病魔面前有个好心态的原因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