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周之前，我收到杨澜一个很有意思的建议，她让我们写一篇文章，封存在北京大学图书馆，过100年后拆封，让那时的人们看看100年前的中国人都在想些什么。”学者余秋雨昨天下午在共青团上海市委的讲座上与上海700多名青年代表交流时透露了这一轶事，他坦言还没有开始写这篇文章，但这也促成了他对“下一代人的文化人格”这个命题的思考。他昨天在对青年人作出建议的同时，也对当下的一些文化现象发表了自己的意见。

　　爱国不在于穿汉服

　　“我觉得很不可理解，为什么现在的年轻人有时会那么狭隘。”针对网络上经常有年轻人发帖号召大家拒绝过国外的节日、拒绝穿西装，而要过中国的传统节日、穿汉服，余秋雨觉得这是现今年轻人的“倒退”，“并不是穿上了汉服就是爱国，有很多穿着西服、讲着一口流利的英语的人因为有了国际观而更加热爱祖国。”二十年前，余秋雨就曾经在上海戏剧学院首先提倡穿牛仔裤而被称为“牛仔教授”，“如果真的要完全回到过去，那我们中国一百年来的努力岂不是都白费了？”余秋雨提醒青年人这是种用民族主义反对国际化、用精英主义反对市场化的倾向，“因为这就是一个国家贫困的源头。”

　　没有规范就没有大师

　　“大家都说这个时代没有艺术大家，我倒觉得很可能早就出现了，但因为我们没有建立规范，所以又被灭掉了。”康德对法国启蒙运动的最高评价是———在一切的日常生活中都敢于运用理性，但现今的文化界在余秋雨看来却过于感性。“往往一个学者或者艺术家刚刚发出自己的声音，就被争议声给淹没了。”另一个怪圈是，虽然对于艺术大家的呼唤不绝于耳，对于本土的艺术家却总是表现出冷漠的态度。“陈逸飞去世的时候，我在纽约，看到国外的报纸上援引国内报道的标题《油画的价格终于恢复正常》，我觉得十分难过。”这种酸葡萄心理，或许是上海乃至中国不能培养出也不能留住艺术家的重要原因之一。

　　我和易中天并非争议作家

　　虽然对于听众“余秋雨是从历史的角度讲人文，易中天是从人文的角度说历史”的评价不能认同，但是对于易中天所面临的争议，余秋雨还是表达了自己的看法。“虽然我不认识易中天，也没有听过他的讲课，但是我曾经看到他接受电视台的采访，他说‘我想知道他们在历史观点上和我有什么不同’，我觉得这很对。”如果把没有争议作为一个艺术家或者学者成功的标准，那么德国就不会有贝多芬，美国就不会有海明威。但是，在余秋雨看来，如今文化界的争议与其说是争议不如说是误导。“所以说，我和易中天都不是争议作家。我们什么时候能够从学术上真正提出问题，而不是把争议停留在作家挣了多少钱、获得了多大的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