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怎么想起出套《晓剑文集》？

　　晓剑：出文集，几乎是所有作家都梦寐以求的，我就是个凡人，当然也不能例外。

　　记者：想出书的人多了，为何你能出？

　　晓剑：这得归功于南海出版公司的霍宝珍大姐以及张爱国老弟，因为在我38年的创作生涯中，特别是在我来海南的20多年中，他们一直对我不求回报地支持着，我在全国各大出版社出版的40多部各类文学书籍中，有7部就出自他们之手，今天能够让读者看到这套《晓剑文集》，同样是他们关爱的结果。

　　记者：都出文集了，为何也不想着请个名人写序而是自序？

　　晓剑：我这个人一向不爱占别人便宜，请名家写序，显然有占名人便宜的嫌疑。再说了，自己都已过了知天命的年龄了，更不想成名成家之类的东西。以我一向遵守的说真话的原则，我从来都是这么认为的：即使请再大的文学大师来为自己吹捧，也绝不可能提升我自己作品的内在价值。相反，作品是我写的，文集是我选的，我自己给自己写个序，即便名气不够响亮，但起码能够写出我自己的真实想法，写出我自己的认知水准，写出我自己的过去现在和将来，何乐而不为呢？

　　记者：从事文学写作38年了，怎么评价自己的文学创作？

　　晓剑：这个，还真得用一分为二的说法。如你所知，每个人都有其注定不可超越的时代局限，作家的文学写作更是如此。试想，中国改革开放以前和改革开放之初、中期和现在，社会的进步真是太大了，所以，我的作品也不可能超越一个个历史阶段的局限。

　　记者：都有什么局限？

　　晓剑：可以这么说，从1973年在《重庆日报》上发表第一首诗歌、1974年在上海的《朝霞》月刊上发表第一篇小说算起，38年间，我写了有超过1000万字，但是，“文革”思想、伤痕阴影、“左倾”余毒等等东西，都在我以前的文学作品中不可避免地客观存在着，有些篇目不足挂齿，有些文字甚至羞于启齿。然而不管怎样，这些东西是我人生中走过的真实轨迹，它们出现在文学作品中，就像今天出现在作品中的改革开放后的形形色色的社会现象一样，它们铺陈出了我的人生道路，刻画出了我的心路历程。读者可以从中窥探到时代的烙印，而作者则在其中留下了历史的密码。

　　记者：有人说文学是一个作家的全部，有人说写作就是一种娱乐，更有人说自己是在“玩文学”，那么，文学写作在你的人生中处在一种什么样的状态？

　　晓剑：老实说，写作于我，最初是人生的无奈，后来是人生的支撑，现在则是人生的寄托。

　　记者：如何解释？

　　晓剑：先说最初。那时的我，刚从北京到云南上山下乡插队当知识青年，初始的激情和振奋，很快就被那边远山区的苍凉和人生的无望、愤懑、惆怅消解殆尽，难道就这样远离北京当一辈子农民？当然于心不甘。为跳出苦难，我只好选择文学写作来试探着改变自己的命运。结果发现可行，诗歌、小说都发表了，我也坐进了农场场部办公室了。所以说，那时的文学写作是一种人生的无奈。

　　记者：后来怎么又变成了人生的支撑？

　　晓剑：结束知青生活回北京后，我们还是被看作老粗，被分配在大型国企基建队干苦工，不坚持写作当然看不到出头之日。幸好，我的写作有了起色，先后进了北京电影学院编剧班、武汉大学首届作家班，毕业后，也正赶上文学在中国的最好年头，我也由此找到了自己立足社会的资本，写作就变成了人生的支撑。我要特别提到的是，海南建省后，我调到了大特区，但习惯使我依然蔑视经商，当然我也没有任何经商能力，但市场经济的逼迫，使我也不再可能靠着微薄的工资度日，所以文学写作包括影视编剧，更加成为了我人生的支撑。

　　记者：现在呢？

　　晓剑：现在的文学写作，已经成了我人生的一种寄托，或者说成了我生活中的一种常态。虽然我并不满足这个文学被过度市场化的写作时代，但是，已经写了几十年的我，写作已经与我的生活分割不开了，每天不在电脑上敲几行，就像白活了一天一样。

　　记者：有过心灰意冷的时候吗？

　　晓剑：从来没有过。我出版过40多部文学作品，现在还有人给我出文集，编剧的电影光拍摄放映的就有6部，编剧的电视剧拍完播出的就有100多集，文学写作之外，我还参与过丛书主编、电视栏目主持、电视专题片策划写作、文学理论研究等多个门类的工作，生活充实，当然也就无暇感受寂寞，没有寂寞，哪来心灰意冷呢？

　　记者：感觉良好？

　　晓剑：可以这么说。如今的我，把文学写作看成是心灵中的一块自留地，我可以漫不经心经营，也可以精耕细作耕种，不管它是生机勃勃，还是凋零荒芜，都足以精准地点缀我的精神家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