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出生，南京人。1974年高中毕业，进工厂当过四年钳工。1978年考入南京大学中文系，1986年获硕士学位。80年代初期开始文学创作，创作总字数约500万字。主要作品有七卷本《叶兆言文集》，三卷本《叶兆言短篇小说编年》，《叶兆言作品自选集》三种，以及各种选本。另有长篇小说《一九三七年的爱情》、《花煞》、《别人的爱情》、《没有玻璃的花房》、《我们的心多么顽固》、《苏珊的微笑》等，散文集《流浪之夜》、《旧影秦淮》、《叶兆言绝妙小品文》、《叶兆言散文》等。

　　“至近至远东西，至深至浅清溪。至高至明日月，至亲至疏夫妻。”如果说唐朝女诗人李治的《八至》背后，有诸多的体验才有如此凄凉无奈的感触，那么自称“蜗居男人”的作家叶兆言，又以怎样的想像虚构出“大房与小三之争”？

　　叶兆言的新书《苏珊的微笑》(江苏文艺出版社)腰封上的文字很“雷人”：“保卫婚姻全攻略”“新时代的《妻妾成群》”……叶兆言笑道，自己也是拿到书以后才看到这些推荐语。但是关于“小三”的话题如此之热闹敏感，是他远未曾料及的。

　　除了上世纪80年代就起意要写、直到2009年底才完成的《苏珊的微笑》，2010年对叶兆言来说是一个丰收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叶兆言短篇小说编年》(三本)，上海书店出版社推出《叶兆言非虚构作品》(四本)，上海文艺出版社将重新出版叶兆言的六部长篇，南京大学出版社则盯上了《叶兆言南京作品系列》(三本)。然而这十几部作品，叶兆言在接受读书报记者采访时却坦言“没办法总结自己……从写作第一天开始我就担心还能否写下去。我还能不能？写作者一直在证实自己：我还能。只有写作才能排除写不下去的恐惧。这是很强的阻力，也是很大的动力”。

　　读书报：这部作品在网络上反响如何？放眼当下婚恋题材的作品，不涉及婚外恋的作品很少。您关注同类题材的作品么？

　　叶兆言：肯定不关注。我不怎么看小说，也不看电视剧。

　　读书报：会经常上网么？网络对您有怎样的影响？

　　叶兆言：影响很大。比如说，我喜欢看NBA，很多比赛是同时进行的，网络同步播出每个队的比分……脑子正常的人会觉得我莫名其妙，我自己也觉得很荒谬，正是我写作的黄金时间，我总是忍不住打开网络看比分。

　　我在网络上浏览的东西还是很多的，譬如吴洪森做的“真名网”，陈村的“小众菜园”，还经常去嫣牛博看看。

　　读书报：有网友评价《苏珊的微笑》让人看了很困惑。

　　叶兆言：我写的时候也很困惑。没有困惑就没有这个小说，如果说苏珊有目的，想和杨道远结婚修成正果，或者甘心做小三，那故事就变得很简单，很正常。问题是我们不知道，苏珊也不知道，这就是人生的尴尬，也是我们生活中可以讨论的话题。苏珊的困惑就是我们的困惑。因为我们困惑，才更真实，更接近原生态。

　　读书报：作为“重述神话”系列的《后羿》出版后，批评和否定的声音也很多。您觉得驾驭超现实主义题材和现实主义题材，有什么不同的体会？

　　叶兆言：《后羿》被指责最多，那也是没办法的事情，事实上，很多声音都不是对着小说去的，很多仅仅是看到报道，就已经愤怒了。驾驭什么题材对我来说没什么不同，写作就是克服困难。我的短篇也有超现实的东西，长篇也有，譬如《花煞》，只是没人注意而已。

　　读书报：您在后记中提到，80年代就想写一部《精神失常》的作品，一直拖到今天，变成《苏珊的微笑》。这部作品仅仅是了结当年的心愿么？在重新写作时有没有进行新的准备，赋予当下一些新的内容和意义？

　　叶兆言：这个过程很长，中间有不少演变。

　　我写的是翻过去的那一页，故意让故事从2000年开始，正是新旧世纪交换，文革后第一代大学生大都混出人样了，说的就是他们的故事，是他们的情感遭遇。当然和我的写作时间也有关，既然已进入21世纪才写，当代性就不可避免。

　　一个作家总有很多东西要写，每部小说都是心愿的一部分。

　　读书报：写作过程从容么？您认为自己对当下社会的这种题材的把握，有多大的信心？很想了解您当时的创作状态。

　　叶兆言：真操作起来，写作会很容易。我从一开始写作就怀疑有生活才能写作，作家最糟糕的是没有想象力。小说是虚构的艺术，只要能说通就行，文学最关键的是要说什么，怎么去说，无论是当下还是历史，都是虚构，关键是虚构当下得像当下，虚构历史得像历史。

　　读书报：之所以这么问是因为在阅读《苏珊的微笑》的过程中，始终有个疑惑：这是现在的婚姻么？夫妻之间的坦诚、尤其是男主人公杨道远在妻子高位截瘫后多年的坚守，都让我感到不可信。

　　叶兆言：这应该不会成为一个问题。世界很丰富，可能在你看来，有一种婚姻有一种故事，不真实、不可信，但是它还是有可能的，生活就是由不可信不可能组成。一个作家的写作说到底，还是想引起共鸣，“像不像”不是评判的标准，小说能否引起读者的兴趣，这只是阅读的第一步，哪怕读者反对，被注意和被阅读是最重要的。我的写作心态，用体育运动来形容，是希望能和读者互动。杨道远的坚守其实是反映了男人的一种无可奈何。故事是多方向的，我在写的时候，假设一个原点，像阳光向四周放射出去，读者可以有多种理解，可以理解为杨道远这么做是因为爱；也可以理解为世故，在当时的情况下放弃婚姻等于放弃官场。很多男人在这种时候是犹豫的；还可以理解为他是崇高，有时候人投入到崇高之中，会感觉很好；甚至可以理解为是懒惰和犹豫，他根本不知道该如何做出决断。

　读书报：写作者希望读者如何看待他的小说？

　　叶兆言：写作者总是希望能调动读者的想像。好的小说应该提供多种可能性。我对当代的阅读有种恐惧感。评论家也好，读者也好，都在要求作者写出经典，都希望作品有伟大的追求，有崇高的理想，希望能花最少的时间读最好最值得的书，就像吃灵丹妙药一样，读完了以后一下子变得崇高起来。当下的阅读已变得非常功利，本来阅读是美的享受，就像看一场精彩的体育比赛一样，有时候就是为了欣赏一个精彩的过程。阅读只是我们内心的一种需要，它可以用来对付无聊。读者和作者在阅读中对话，交流。如果阅读的时候，只想着给作品打多少分，读者都成了苛刻的评委，写小说的人就会很尴尬。我很怀念自己小时候的阅读。不想当作家，就是想看书。那时候的阅读完全是出于本能，发自内心的喜欢，拿到喜欢的书，连夜看完。这种阅读在80年代也还有，譬如大家连夜阅读金庸的作品，那是很过瘾的阅读，完全没有功利，现在完全变了。大家都在想值不值读，都跟做买卖一样，都在想作家的地位。

　　读书报：在男作家当中，您的作品中比较多地关注婚恋。您对婚姻怎么看？

　　叶兆言：婚姻本身就是谜一样的东西。正因为看不透才写了很多小说，不是现在才开始关注婚姻家庭，我所有的小说都谈到这样的问题。我对婚姻肯定没有一个固定的看法，不知应该怎么描述，却始终在不断地描述。90年代的《别人的爱情》，从头到尾写了很多爱情故事，有一个共同点：爱都是单向的，写了大量的背叛。我试图用不爱来表现爱，恰恰是不爱，反而衬托出了爱。

　　每本小说都会有不同的角度，《苏珊的微笑》中的关键词是嫉妒，也是小说最纠结的地方。我们说爱情是美好的，美好的东西一定是永恒的，但是也一定会有附加的坏东西。《苏珊的微笑》是现代版的《奥塞罗》，对我来说，男主角杀死女主角的方式不一样，结局却一样，奥塞罗野蛮地掐死女主角，杨道远是以文明的方式。苏珊虽然不像《奥塞罗》的女主角那么冰清玉洁，但是女性的美好这一点没有改变，男人的野蛮和残忍也没有改变。不管别人怎么理解，故事的内核没变。杨道远他控制不住嫉妒这个“癌细胞”的扩散。

　　读书报：您对自己的创作怎么评价？

　　叶兆言：我当然希望能有明显的变化，一个好的作家不仅要跟别人不一样，还要和自己不一样。今年对我来说是总结之年，重新出的书特别多。很奇怪，写了这么多年，回头看，我觉得很有些吃惊的地方。这些作品当然是自己写的，有的故事自己都不记得了，甚至怀疑是不是自己写的。这说明在某种意义上，写作就是一种激情，有即兴的一面，不可以再复制。我一向很少回头看自己的东西，觉得很可笑也很可怕。写作对一个作家来说是过程而非结果。写的过程越是难受越是纠结，就越是享受。有时候很累有时候绝望，但非要这样才有意思。每一次写作都让我绝望，写到一半写不下去，就像运动员在跑步过程中，有生理的、心理的疲劳期。

　　读书报：怎么度过“疲劳期”？

　　叶兆言：就是熬，写作就是面对永恒的失败。

　　读书报：今年集中出版这些书，是巧合么？

　　叶兆言：是巧合。很多书书店已经看不到了，读者抱怨，我自己也觉得尴尬，有些冷饭只好再炒一下。

　　读书报：您曾经写过《闲话南京的作家》，现在南京的作家群体整体状况如何？

　　叶兆言：我是蜗居男人，这些都不是我关心的事。南京地铁2001年就开通了，我从来没坐过；1912酒吧像北京三里屯一样有名，所有南京人都知道，我从来没去过。

　　读书报：最近在读什么书？有什么创作计划？

　　叶兆言：仍然是乱读，看碑帖比较多，字大，不伤眼睛。谈不上研究书法，就是看着很有意思。

　　读书报：您现在是怎样的生活状态？

　　叶兆言：希望少点干扰。我是很无趣的人。很多人不愿承认自己的书没人读，我愿意承认。德国人说中国当代文学作品是垃圾，争论也没有太大意义，文学作品不读就是垃圾。无论是名著还是一般作品，不读就什么也不是。对于写作者来说，希望被阅读的渴望太强烈了。只要被阅读，挨骂也正常，甚至还应该感谢阅读者。

　　读书报：您对自己的状态满意么？

　　叶兆言：不满意。写作者总是过高估计自己的能力，你觉得自己能写，结果写不了；你计划今年完成这本书，结果写不完。就像运动员，总觉得自己还能更好一点，因为想像中的自己比现实中的自己强大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