梳理中国文学的三十年，不能不提到《收获》。

    1979年1月，《收获》第二次复刊——30年的《收获》见证了改革开放三十年间中国新时期文学的全部历程，见证了30年新时期文学的兴衰成败以及中国当代文学面貌上的脱胎换骨：复刊之初的《收获》便将版面留给了直面现实的个人勇气、对现实的批判和反思、对人性觉醒的探索以及在理想和现实间选择的两难，从《上海的早晨》起步，《大墙下的红玉兰》《犯人李铜钟的故事》《蹉跎岁月》《人到中年》《人生》、《美食家》以及1980代中期的“先锋文学专号”，小说的叙事和语言探索对文坛形成强烈的冲击……

    所有的一切，无不是一个个突破。

    上承近代的“新民”、五四“狂人”，从英雄到神再到凡人，到人性的真正觉醒，到“寻根派”对于现代性困惑及在文化语境中的身份定位，再到在文字迷宫中人的身份的消泯、迷失、标签化的写作……写作作为人类心灵的记录和人类自我认识的一条途径，既记录着三十年中国人的心路历程，又以一种姿态参与了“人”的塑造与身份的突破。

　　■　一切从《上海的早晨》开始

    严格意义上说，新时期文学不是从“文革”结束的1976年而是从1978年算起，“因为文学的‘复苏’是以这一年8月开始的‘伤痕文学’为标志。”

    1978年12月，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标志着抗战以来形成的“战争文化规范”被否定。但几十年的极“左”思想和阶级斗争思维模式，并没有一夜消失，伤痕文学、知青文学、大墙文学等等，每一次新的创作和理论探索都会引起强烈的反响和争论，甚至不乏重拾“批斗”的声音。但和改革开放政策不可阻挡一样，作家们的文学探索和对社会、历史的反思、批判，在读者拥护声中，翻开新的篇章，这也使1980年代初的文学生机勃勃，“五四”新文学的传统又渐渐恢复活力。

    1979年复刊后第一期《收获》发表的重量级作品是周而复《上海的早晨》（第三部），也许预示着命运多舛的中国即将走出这政治运动的黑夜，又迎来了新的早晨。175万字的《上海的早晨》是作家周而复亲身经历了新中国对上海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后，用17年时间精心创作而成。选择《上海的早晨》（第三部）作为《收获》复刊号重量级作品，也许是续上1957年《收获》创刊那年的血脉，《上海的早晨》（第一部）即是在那一年的《收获》杂志上刊登。不过，正如《收获》之后20年间走在“停复刊”之间，三部曲的《上海的早晨》（第一部）从1957年在《收获》发表，1958年出版之后，因为历次政治风波，直到1979年，小说才最终完整地呈现在读者面前，其中历经了20余年时间。《上海的早晨》的经历，只是中国文学和作家的一个缩影。

    ■　从维熙“大墙文学”不胫而走

    从维熙在“文革”后的第一部重要作品《大墙下的红玉兰》在《收获》复刊后第二期刊发，“大墙文学”不胫而走。小说约6万字，描绘共产党员在共产党监狱里与“四人帮”分子进行斗争的故事，作品的点睛之笔在于作者说出了一句没有人敢说的话：毛泽东是人而不是神！而当时“两个凡是”还盘踞着中国政治思想界。那时杂志复刊不久，刊登《大墙下的红玉兰》的这期杂志从开印时万册飙升到后来的几十万册。“写《大墙下的红玉兰》时，正是我结束了20年囚徒生活、回到京城的时刻———我于1979年1月6日乘夜车离开山西。”从维熙对早报记者说。

    小说《大墙下的红玉兰》在《收获》问世后，引发出各种麻烦，刊物也承受着巨大的压力，有人写信指责编辑部，给“反党小说”开绿灯。“让我最为惊愕的是，当年夏天，我接到来自全国各地的读者1000多封来信。信件中的绝大多数，赞誉作品对生活的赤诚和作者的勇气；但也有少数信件，是指责我‘意在颠覆无产阶级专政’。有一位知名文学杂志编辑还给《收获》写信，称我是跟苏联解冻文学时的爱伦堡一样，是反党反社会主义。”从维熙说。从维熙向早报记者回忆起30年前的这部曾产生重要影响力的作品时还说，他手上的一份材料还记录着当年他所服役的劳改单位，专门为他这部“大墙文学”小说所开的批判会议。

    “我曾对好友刘绍棠说过：我已做好重回劳改队的精神准备。”从维熙回忆说。当时中国改革开放的大潮已在中国大地上涌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也已确立，但几十年极“左”思想还不愿在历史巨变中退位。历经“文革”后的新时期文学，虽再不是“八亿人民一浩然”，“但是要冲出过去的阴影，真是难而又难的事情。”不过在从维熙看来，写出《大墙下的红玉兰》是历史必然，“即使我没有写，受难的知识分子也会写出这样的小说，而当时有些政法机构，要封杀《大墙下的红玉兰》也是历史的必然。”但从维熙也向早报记者承认，如果没有30年前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及之后雷厉风行的贯彻，“不要说我的文学命运，我真有可能再进大墙。”

　　■　张抗抗唤醒热爱生活的权利

    复刊后第一期《收获》还收入了刘心武的《等待权利》。巧合的是，复刊后第二期《收获》上，还刊发了另外一篇“权利”小说———女作家张抗抗的《爱的权利》。长期极“左”路线折磨着人的精神和肉体，包括对人们对美好爱情权利的剥夺。1969年，张抗抗从南方杭州插队到黑龙江的农场，8年的农场生活异常艰苦，“但最艰难的不是物资生活条件，而是那种令人窒息的环境，自己对于文学事业的热爱得不到理解的环境。我从谣言和中伤中走过来，伤害我的人有的是因为忌妒，有的却是当时那个年代的必然。我由此深深憎恶扼杀一个人纯真的愿望和感情的那种世态，《爱的权利》就是从我自己这种感受出发写成的。”张抗抗回忆说，“这十几年来，许多人都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忍痛抛弃了它们（爱）。人们常常不能去爱自己所爱的人，不能去爱自己所爱的事业，爱情与社会的冲突、与环境的冲突，依然顽固地存在着。甚至因为爱人民、爱祖国，所做的一切事都会被罗织各种莫须有的罪名，最普遍的、最可悲的是，爱情竟成了可以用物交换的廉价的东西。粉碎‘四人帮’以后，人们并没有立即恢复他们对生活的热情，愤怒和眼泪依然存在，阴影并未在人间消失。这到底是为什么？频繁的政治运动，人们几乎忘记了自己热爱生活、憧憬未来的权利。在塑造舒贝时，我想要唤醒新时代的爱。如果没有比常人强烈得多的爱憎和鲜明得多的认识，你的作品能给予别人一些什么呢？”

    远在黑龙江的张抗抗在1979年初将手稿最初给了《上海文学》，“当时《上海文学》主编是茹志鹃，不过她建议我把小说给《收获》，也确实在《收获》上发表之后引起了更大的反响。”回忆与《收获》30年的友谊，张抗抗说印象最深的是1980年代编辑孔柔“用密密麻麻的小楷毛笔写的一封封修改意见信。”

　　■　谌容“浩然式”作家成功转身

    成名于“文革”期间的女作家谌容一度被认为是“浩然式”的作家，她那部发表于1975年的《万年青》同浩然的《艳阳天》一样成为当年最具影响力的作品，小说还被“四人帮”当作阶级斗争的工具。“不过，《万年青》描写了一批中间人士，所以小说一度不能被出版。”“文革”结束，下放北京郊区的谌容回到城里，在中学教授俄语。不同于一大批“文革”中红得发紫的作家在新时期销声匿迹，谌容并没有放弃写作，“因为我在‘文革’中问心无愧，我在1978年写了《永远是春天》。”《永远是春天》描写了饱受磨难、意志坚强的老干部韩腊梅，标志着作家摆脱极“左”路线，重新回到文坛，寻找到一条属于自己的文学道路。

    但真正给谌容巨大成功的是《人到中年》，小说发表于1980年第一期《收获》，小说在当时产生了强烈社会影响。那一期的《收获》更成为当时最紧俏的阅读物，“后来刘心武开玩笑对我说，《收获》一期的价格是1元，‘人到中年’这个小说名每个字的价格是2角5分。” 谌容对早报记者说。

    《人到中年》主要通过描写眼科大夫陆文婷的性格和命运，来反映当时社会上普遍存在又迫切需要解决的中年知识分子问题。一方面，中年知识分子是社会工作的骨干力量，另一方面，他们又超负荷地工作。对于小说产生的巨大社会影响，谌容对早报记者说：“这是因为，《人到中年》可能是新中国建立以来第一部以知识分子为主角的小说。我最早写的小说都是农村题材，一方面是因为抗战期间我随国民党法官的父亲避难于四川农村，后来又下放农村多年，我对农村是很熟悉的，也有感情。后来写了《人到中年》等一系列知识分子题材小说，这也跟我成长在知识分子家庭有关。”

    写《人到中年》时，由于各种原因，谌容“失业”在家，“写《永远是春天》和《人到中年》时，我都没有工作，借了很多钱，《永远是春天》发表，收到杂志社寄来的稿费后才开始还债。可以说，我是那个时候真正的‘专业作家’。” 小说发表后，随着同名改编电影的上映，在社会上产生了更大影响力。“电影在1982年就拍好了，但电影要到一年后才能上映。” 谌容说，“审这部电影时，我陪着中央领导胡乔木一起审，他建议我修改下结尾部分，但我拒绝了。”

　　■　冯骥才 从良知、内心出发写小说

    那一年的《收获》第二期还发表了冯骥才的中篇小说《铺花的歧路》，作为刘心武的追随者，冯骥才的这部中篇小说是“伤痕文学”中的优秀代表作品之一。“《铺花的歧路》是我在1978年夏天，在人民文学出版社的一栋小楼里面写的，当时像我这样的不少文学青年都在那栋楼里写作，大家交点钱就管吃管住，比如叶辛也在那里待过。” 冯骥才对早报记者说。自刘心武的《班主任》发表之后，激励了包括冯骥才在内的一大批年轻作家，他们感觉到一个解冻破冰时代的来临，“当时的社会氛围是必须突破思想禁锢，必须有一批人走在时代前列，我们每个人都觉得有一种责任感在身上，那种责任感是从个人良知、内心发散出来的。看到刘心武的《班主任》，我深受激励，决定写像这样的一种小说。”

    《铺花的歧路》原来的名字叫《创伤》，写好后就给了人民文学出版社。这部小说在出版社内部引起巨大的争议，茅盾当时对这部小说当场肯定，他支持这部小说，但也提了一点意见。但就算如此，人民文学出版社还是没有下决心是否出版。”

    正在这个时候，《收获》编辑李小林打电话过来了，“当时我还不知道她是巴老的女儿。然后我就把小说书稿寄到了上海，她还把小说给巴金看了，他也支持这个小说。然后在那一年，《收获》连续发表了我两部中篇小说《铺花的歧路》和《啊》。”

    不过，冯骥才说，就对他个人而言，《收获》在复刊年（1979年）上发表的两部作品中，《啊》的分量更重，“它揭露了‘文革’的残酷，文学性也更强。冯牧看了以后对我说，他一晚就看完了，看得浑身发冷。不过，他后来在会议上还是委婉地说：要是有个正面人物就好了。”

    ■　叶辛 《蹉跎岁月》与知青文学的高潮

    那一年在《收获》上最风光的“年轻”作家无疑是身在贵州乡下的上海人叶辛，他的知青文学发轫长篇《我们这一代年轻人》在那年第五、六期全文刊载。小说带来的新鲜之处在于以爱情为主线，着意描绘几种类型知识青年的性格、理想和命运，刻画他们丰富复杂的内心世界，一反当时比较流行的“控诉”文体，但其中对农村的浪漫主义描写后来也被人所怀疑。谈起这部小说在《收获》上的发表，叶辛对早报记者回忆道，“1979年初我在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和他们总编辑韦君宜谈稿子，她当时正在看刚刚复刊的《收获》，这个时候我才知道《收获》复刊了。而我在1978年底刚刚完成了长篇小说《我们这一代年轻人》。”不久，叶辛从北京回到贵州乡下，然后把稿子寄给熟识的上海文艺出版社的编辑，“那位编辑一直看好我的作品，就把这部手稿又推荐到了《收获》编辑萧岱那里。”

    《我们这一代年轻人》在当时引起巨大反响，不过叶辛更重磅的小说《蹉跎岁月》很快在《收获》上发表了。“小说原来的名字不是这个，编辑说，小说要到年底再发所以好好再想想。正好，那年还要去北京参加中国作协文学讲习所，有一天早上我在散步突然想起了一首诗——莫见长安行乐处，空令岁月易蹉跎，我觉得‘蹉跎’这个词跟这部小说特别贴切，然后我就打电话到上海告诉他们小说名字我取为《蹉跎岁月》，我在电话中听到编辑们马上就拍板了这个名字。”

    让叶辛始料未及的是，《蹉跎岁月》在《收获》刊发期间，创下了杂志发行量之最，“刊登《蹉跎岁月》上半部分时，《收获》印了50多万份，1980年第六期刊登下半部分时，《收获》发行了110万份，这是《收获》发行最高峰。”《蹉跎岁月》掀起了知青文学的一个高潮。

“文化苦旅”几成余秋雨代名词

王朔

　　■　一边是苦旅 一边是顽主

    《收获》在1980年代末的一个亮点是专栏的推出，这其中不能不说到余秋雨。

    余秋雨和《收获》的副主编李小林是大学同班同学，1987年李小林收到余秋雨寄来的两篇散文，当时身为上海戏剧学院院长的余秋雨正在西北作考察，在信中余秋雨说他走的是文化苦旅。

    1988年第1期，《收获》开散文专栏《文化苦旅》，发表的第一篇是《阳关雪》。余秋雨后来回忆道：“我就这样边想边走，走得又黑又瘦，让唐朝的烟尘宋朝的风洗去了最后一点少年英气，疲惫地伏在边地旅舍的小桌子上涂涂抹抹，然后向路人打听邮筒的所在，把刚刚写下的那点东西寄走。走一程寄一篇，逛到国外也是如此，这便成了《收获》上的那个专栏……”

    《收获》副主编程永新回忆说：“当时，余秋雨还担任上海戏剧学院院长，各种社会活动比较多。面对李小林的‘催逼’，余秋雨是苦不堪言。但是，由于他们是老同学，余秋雨也不好发脾气。到后来，我们觉得他越写越好了，用行话说，他写开了。一开始的时候，他写得比较紧，不洒脱，不放松。到后来则达到了一种比较松弛的状态。这么两三年写下来以后，读者反映也越来越好。”在与《收获》长达七年的合作中，余秋雨相继开设了《文化苦旅》、《山居笔记》、《霜天话语》、《旧城迷藏》等专栏，但《文化苦旅》对于《收获》和余秋雨都有着开拓性的意义。《文化苦旅》结集出版后，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都是文学畅销书。

    “文化苦旅”成为余秋雨代名词，他也因此成为大众和媒体追逐的对象，然后是数不尽的争议。

    对于王朔在《收获》的亮相，程永新回忆说：“1980年代的时候，我们当编辑的，经常会自觉地翻阅其他杂志，当时随便翻到《当代》上的一篇小说《空中小姐》，我觉得很好看，作者很会讲故事。要说这个小说有多么的深刻，多么的了不起也不是，但非常吸引人看下去。我觉得当时中国具备这种叙事魅力的作家其实不多。所以我就通过《当代》给他写信，向他约稿。我觉得叙述魅力是一种天赋，虽然通过培训也能将这种技能发挥出来，但更多的是小说家应该具备的天赋。我现在记不清他是否当时就给我回信，我现在正在编一本书，其中有作家的书信来往，我看了一下，王朔当时跟我的信件来往还是很多的。《顽主》则是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寄给我的，我记得，我们是探讨过这个小说的，个别的地方请他稍微修改了一下。我的印象中，他跟我们的合作没有大的问题，只有个别的细微变动，比如某些句子的调整。只是当初的题目叫《五花肉》，俗是一个方面，我觉得它跟小说不贴。所以请他再想想。……我们希望他再起一个名字。后来他起了三个名字，我们选中了《顽主》。小说描写的几个人物十分诙谐，幽默，我们觉得这个名字和他们的语言方式很合适。一个好的名字可以勾起人阅读的欲望。

    链接：王朔谈《收获》

    我倒是觉得《收获》在当时的那些刊物中，是比较尊重作者的。我不知道这些老刊物以前是不是劲劲的。反正我的稿子寄去了，《收获》它不会来信说让你加上个光明的尾巴。从《顽主》开始，就没人再要求我加什么尾巴了，没人这么说了。其实在这之前，写《一半火焰……》的时候，我给了《十月》，《十月》这样的刊物都跟我讲，你的这个故事就这么完了？你这个人物得学好呀！到了《收获》时，我才开始感到一种写作的自由的快乐。嗨，可以没人管了！想怎么写就怎么写了，而且这东西出来了以后，甚至还有些人叫好。当然，《顽主》发出后，我听到的第一反响是认为不好，是那帮看言情的读者，一看这不是写一帮流氓吗？怎么能这么写？你王朔的小说不好看了，我们从此不看你的东西啦。后来又有一帮男读者说啦，唉，还是这个有意思。

    （在《收获》发表之后）那个时候，我觉得，自信呀，自我意识呀和自由度也是相关的，你的自由度越大，你当然就可以更自我一点儿，到后来慢慢就放开了……其实这种是特别具体的。那时我才不到三十岁，二十多岁，还是有一种很单纯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