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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翎：用乡情写作新移民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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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人民网 2008-12-3 11:18: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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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移民文学始于上个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美国文学评论家陈瑞琳在《横看成岭侧成峰—海外新移民文学纵览》一文中指出，在那个年代，大量学子负笈海外，生活的巨变、情感的考验、文化的冲突、人生的何去何从，在越来越多的新移民灵魂中翻腾着创作冲动的风暴，很多从不写作的人也开始借笔墨抒发自己胸中的块垒，“人们的目光已不再是个人短暂的传奇经历，而是思考这一代人在海外所面临的普遍境遇和命运。”
经过了30年的洗礼，无论是社会人生的积累，还是文学意识的酝酿和崛起，不少作者把写作的重点从早期的“奋斗历程”转向更多元，这表明移民文学逐渐趋向成熟。其中不乏影响颇大的文学作品。以上世纪九十年代来说，其中有阎真的《白雪红尘》、张慈的《浪迹美国》、雷辛的《美国梦里》、张翎的《上海小姐》、李舫舫的《我俩1993》等，都是表现海外新移民精神历程的优秀长篇小说。
陈瑞琳女士肯定的《上海小姐》的作者张翎就是从温州走出的女作家，如今她已经成为海外新移民文学创作的开拓者之一。
采访对象：张翎 加籍华人 女作家 英国文学硕士(以下简称张)
专栏主持：金辉 记者(以下简称金)
张翎, 1957年出生于杭州，后随父母来到温州。祖籍苍南矾山，仅上过两年初中，16岁时参加工作，在温州郊区的一所小学当代课老师，在工厂开过车床。1983年毕业于复旦大学外文系，毕业分配北京，供职煤炭部。1986年赴加拿大留学，分别在加拿大的卡尔加利大学及美国的辛辛那提大学获得英国文学硕士和听力康复学硕士。现定居于加拿大多伦多市,在一家听力诊所任主管听力康复师。
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张翎开始在海外写作发表新移民文学作品。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邮购新娘》(台湾版名《温州女人》)、《交错的彼岸》、 《望月》(海外版名《上海小姐》)、中短篇小说集《雁过藻溪》、《盲约》、《尘世》等。曾获第七届十月文学奖(2000年)，第二届世界华文文学优秀散文奖(2003年)，首届加拿大袁惠松文学奖(2005年)，第四届人民文学奖(2006年)，第八届十月文学奖(2007年)。她的小说多次入选各式转载本和年度精选本。其中篇小说《羊》和《雁过藻溪》分别进入中国小说学会2003年度和2005年度排行榜。中篇小说《空巢》又获得2006年度人民文学奖。中篇小说《余震》进入2007年度小说排行榜。
张翎创作的以新移民文学为主要特征的小说受到国内外学术界的关注。近年来她被南昌大学人文学院聘为客座教授。她曾应邀访问美国哈佛大学、伯克利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和其他高等学府，与专家学者同仁就新移民文学的特点等热门话题进行多次交流沟通。 其实张翎的小说创作起步是很早的。上世纪80年代初，温州有一批文学青年，他们很勤奋也很睿智，创作了不少作品，张翎是其中的一位。当年她还以浙江省外文类高考总分“状元”考取复旦大学外文系。毕业后，分配北京工作，仍可读到她的小说。再后来，她到国外去了，有关她的情况我知道的也就不多了。
最近我一好友提起了张翎，说她的小说今年是第三次进入中国小说年度排行榜，反响不小，很不容易，于是萌发了访谈这位女作家的想法。可是她远在加拿大，只得借助网络完成这次的采访。
心被藻溪温柔地牵动
金：听说你的中篇小说《余震》进入2007年度中国小说学会评选的小说排行榜。在此之前，中篇小说《羊》和《雁过藻溪》也分别进入中国小说学会2003年度和2005年度排行榜，祝贺你。
据我所知，不论是这些入选的小说，还是获得2006年度人民文学奖的中篇小说《空巢》等，文学评论界都把你的小说创作归入新移民文学。是什么原因使你改变在温州时的创作领域而转向新移民文学，这是否与你侨居海外的经历有关？
张：是的。我是在1986年8月29日抵达加拿大的，当时国外中国人不多，很孤单，想家想得厉害，但由于昂贵的电话费，一直到那年的圣诞节才打电话回家。那时家里还没有装电话,只能打到邻居家。等到我父母气喘吁吁地赶到电话机旁时，已过了两三分钟了。刚听见母亲轻轻地“喂”了一声，我的眼泪便如洪水滚滚而下。那天我完全管不了眼泪,眼泪也完全管不了我,眼泪仿佛只是借了我的脸赶路。后来父亲终于忍不住说你们别哭了,电话费太贵了。那天我和母亲总共才说了没几句话，不久账单来了，却是四十五加元，为此我心疼了很久。这是许多海外游子都曾经历过的。
金：我从你的小说里发现，这些移民小说尽管描写的大都是海外的人与事，但与故土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不少元素是家乡的，如《雁过藻溪》等。是否可以这么说，你的移民小说是用乡土、乡情和乡愁写作的？
张：也许是吧。《雁过藻溪》讲的是一个居住在多伦多的中年女科学家末雁，经历了失败的婚姻的同时，又经历了失去母亲的哀伤。她和自己的女儿一起回到中国，带自己的母亲的骨灰，回到老家藻溪安葬。她在回家的途中，慢慢地了解了有关她母亲身世的一个秘密，知道她母亲是在土改那年，光着一只脚一路从藻溪逃到温州市区的。而她自己，却是母亲在这时怀上的私生女。送母亲骨灰回乡的路途，其实也是一个自我发现的旅途，末雁终于在五十二岁的年纪，才和母亲有了理解和默契。
写这部小说的最初灵感，其实来自二十多年前的一次扫墓。那是1986年初夏，我马上要踏上遥远的留学旅程之前，回了一趟母亲的故乡，苍南藻溪，为两年前去世的外婆扫墓。藻溪在从前是个很小的乡村，那是我平生第一次去我母亲的出生地。乡下的族亲领我去了一个破旧不堪的院落，对我说：这原来是你外公家的宅院。我走上台阶，站在厚厚的木门前，用指甲抠着门上斑驳的油漆……
就是那个下午，我的心被这个叫藻溪的地方温柔地牵动起来。那些粗浅的感动要经过十几载的漫长沉淀，才会慢慢地浮现在我的文字里。不仅如此，在我后来的小说如《交错的彼岸》、《邮购新娘》中，都出现过藻溪的情形。当然更直接地反映那段历史那块土地的，是在《雁过藻溪》。
小说是生活经验和想像力的结合
金：故乡是游子的精神慰藉。藻溪是你乡愁的载体，更是家乡的符号。可你并不出生在藻溪啊，那只是你母亲的出生地。你能说说你在温州时的情景和对家乡的记忆吗？
张：我其实是在杭州出生的，四五岁时才随父母来到温州。系统的中小学教育被“文革”打成碎片，但是动荡的岁月也给后来的写作准备了丰富的童年记忆。我儿时多病，父母亲总担心我不能正常长大。我的性格孤僻敏感，与同学关系疏隔，眼睛却很尖利，总能看到别人视而不见的细节。中学毕业后当过代课老师，教着和自己个子不差上下的学生，后来在一家电器厂当了五年的车工。在失学的五六年里，却一直痴迷地看书学英文，还跟林晓丹先生学过画。那是我一生中最迷茫却又最充实的日子，因为所有的努力都不带功利性——当时无人能预见中国后来的走向。可是在1979年，仿佛有一只来自上帝的手在操作，以往所有的用功都在一夜之间铺成了一条路——我考上了复旦大学外文系，从此离开了温州，且越行越远。
金：家乡的亲友和一草一木都搬进了你的小说之中，这是你的生活经历和积累，是作家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源泉。以前好像十分强调艺术家的创作要体验生活，现在有的作家并不这么认为，而强调作家要保持与浮躁世俗的距离，可以在书斋中思考、积累等。你是怎么看待这个问题的？
张：一部好小说应该是直接生活经验和想像力的合宜结合。人的经历可以分成两部分，一部分是直接生活经验，还有一部分是间接生活经验。直接生活经验很简单，就是一个人一生看见的听见的和亲身经验过的。间接经验可能复杂一些，要包括一个人的阅读交谈和对事物的观察。所谓的文学创作想像力大概就是一个人一辈子积累的直接经验和间接经验在一刹那发生了强烈的碰撞，把那些火花记录下来，就有了小说。传统的文艺批评一直非常偏重作家与生活的关系，却常常忽略了想像力在文学创作中的位置。其实再伟大的一个作家，也不可能亲身经历世界发生的所有事件。他必须在特定的场合里借助于想像力。
女性是用触角触摸世界的
金：城市的国际化已经成为一个热门话题。有人认为市民能说英语就是国际化。其实不然，我觉得一个城市的市民仅懂英文是不够的，市民素质的提高还要有国际视角的高度，能与国际互动，才是真正的国际化。你作为一位身居海外的作家，既有中国传统文化的根基，又有国际大视野的优势，这对于小说的创作也十分有利。那么你如何认识这个问题的？
张：地理位置的阻隔给海外作家提供了一种合适的审美距离，使他们能以一种更开阔的视野来审视自身与故土的关系。脱离了本土生活环境，以前束缚作家的各种因素，无论是政治的，社会的，文化习俗的，都大大地减弱了。在脱离了诸多的束缚之后，文字记录下来的是一种更为真实的，较少受环境污染的声音。从这个意义来说，海外作家与本土的关系是一种更为理性的关系。正是因为这样的原因，世界上有一些关于故土的名书，就是作家在离开祖国之后写出来的。捷克的米兰·昆德拉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金：我们《温州学人访谈录》采访的学人大多是男性，女性实属凤毛麟角。而有个现象很有意思，不论是国内还是海外，如今女作家的队伍不断增大，特别是年轻的。您是如何看待女性文学的，你认为女作家和男作家相比，在对事物的感知方面有什么独特之处？
张：如果用昆虫来类比人对世界的观察能力，我觉得男人是用眼睛观察世界，而女人是用触角触摸世界的。眼睛能看得很远很广，却无法深入到视野不及之处。而触角是柔软敏感的，它能伸入到一些视线无法涉及的幽暗曲折之处。真相有时恰恰就藏在这些地方。
金：我想，这种体验只有像你这样的女作家才有的吧，那就是细腻。近年来，中国文坛好不热闹。德国汉学家顾彬断定“中国当代文学都是垃圾”，认为《狼图腾》是一部宣扬法西斯的小说。也有人在网上跳出来说，“中国文学已经死亡”等。你觉得文学是否面临着精神生态危机，你是怎么看待当代文学创作状况的？
张：文坛就像热带雨林，有各种动植物自行生长繁殖活动着。纷乱无章也许是生机的表现，而秩序和成熟有可能预示死亡。作家如何在这个非常混乱的时代里生存和工作？美国诗人朗费罗的话可以借鉴：“learn to labour and to wait”(学会工作也学会等待)。
金：能否简单地说说你在加拿大的家庭，以及你最近的创作计划？
张：我先生何琨来自北京，目前在多伦多一家金融地产公司任职。我们是个丁克家庭，没有子女，却有一只名为妞妞的猫。妞妞个性与我们两人极为吻合，不知老之将至而决意将顽皮进行到底。
最近我在创作一部名为《金山有约》的长篇小说。小说以广东开平一个家庭五代人的命运为基线，涉及了自同治年间至今一百五十年的华工华侨历史。这是迄今以来最为幸苦的一次创作路程，为此我曾花了将近一年的时间，亲临开平、温哥华和维多利亚，在加拿大国家及省市的档案馆中查询了许多珍贵的史料，阅读了许多专家名著，并采访了一些华工的后代。小说预计四十万字，目前已经完成过半。我希望我的这部长篇小说能上一个新的台阶，因为其中也有我的新追求。
采访手记：此稿见报的前夕，张翎从加拿大发来电邮问我：“天塌地陷的灾难，让人每天心情都很难受。你还好吗？”这是远在海外的游子对四川汶川地震灾区的牵挂，也是对祖国的牵挂。我告诉她，我的心情也很不好，而且是从未有过的。可是，我们坚信灾难一定能战胜，阳光总在风雨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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