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名片

　　裘小龙：诗人，诗歌翻译家，小说家，出身于上海。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因翻译T·S·艾略特和美国意象派诗人诗作而闻名。后去美国留学，并用英语开始小说创作。曾担任华盛顿大学中国文学教授，现已辞职全职写作。自2000年起连续推出以中国当代现实生活为背景，以诗人刑侦队长陈超为主角的系列侦破推理小说，其中《红英之死》获得世界推理小说最高荣誉—————第三十二届世界推理小说大奖，成为第一位荣获此奖的华人作家。

    用英文写作受恩师卞之琳影响

　　新京报：听说当年卞之琳先生选择你作为他的关门弟子，是因为觉得你们很相像？

　　裘小龙：我不知道，应该说有像也有不像的地方，如果一定说像的地方，那我觉得就是卞先生看上去不像一个诗人，而我也不像一个诗人。那时候人们印象中的诗人，应该是长发、时髦，我太太就说我不像个诗人，不浪漫，这和我走的诗歌的路子有关，现代主义，不主张很煽情。中国作家、诗人写东西易伤感，现代主义的好处就是对伤感矫枉过正。

　　新京报：卞老影响了你什么？

　　裘小龙：很多了，我写诗就是受他影响。那时候我在读外国文学研究生，搞诗歌批判，他就建议我最好自己写点诗歌，我写了他看后觉得还可以。第一首发表的诗歌是发在《诗刊》上，内容很理想主义，描述整个国家正在醒过来，把国家比喻成一个人，醒来都做了什么事情。还有卞先生用英文写小说，我当时就想我也可以试一下。

　　新京报：那你从什么时候起完全就用英语写作了？

　　裘小龙：我1988年去美国做访问学者，一年后就在美国定居了，差不多从那时起就用英语写作，最早写的还是诗歌。

　　最早没想写侦探小说

　　新京报：记得你说过在西方写当下中国时代特征的外文书不多，1976年是个断层，所以你选择弥补这个断层？

　　裘小龙：确实不多，西方可能写中国小说，写文革的蛮多的，文革之前的，二三十年代也有一些，但是文革之后当代中国的不多，所以我选择在这块领域创作，觉得是个机会，我也试着理解得好一点。1988年到美国以后，各种因素，使得我好几年没有回国，直到1995年才有机会回来，发现变化特别大。我当时就想写一本书反映这种变化的，我最早没想写侦探小说。

　　新京报：那怎么最后写成了侦探小说呢？

　　裘小龙：写着写着我觉得这种书还蛮难写的，我就利用侦探框架往下写。西方有这种路子，侦探小说分为福尔摩斯、阿加莎那种古典侦探小说，和另一路靠写社会背景的流行侦探小说，我就决定利用后者试试看。第一本写了给了出版社，他们也喜欢一下子签下了三本书，签的是同一类型同一人物的书，签完我也没办法，被框住了，于是又继续往下写。

　　新京报：而且听说西方读者在阅读侦探小说时很愿意把里面的主人公想象成真实存在的？

　　裘小龙：对，国外的读者明明知道你写的小说是假的，但他们还是会在酒吧里挂块牌子，写着“麦克雷探长在这儿喝酒”，就像福尔摩斯在伦敦贝克街有故居一样。德国有家旅游公司还搞了一个旅游项目叫“跟着陈探长去中国”，我小说的很多粉丝相信陈超这个人是真的，他们来中国寻找，专门去他吃、住的酒店，感受他的生活。

　　诗歌危机是全世界的危机

　　新京报：陈超的身上有你的影子么？

　　裘小龙：我自己喜欢诗歌，所以陈超说话的时候经常引用诗词。还有我喜欢吃，他也喜欢。

　　新京报：我还听到另一种对你作品质疑的声音，有人认为你在推理小说中用大量对白对中国古诗词做出详细解释，有可能像京剧一样，吸引英美人奇怪的兴趣，但是如果这样，你的书很可能沦为导游小册子。

　　裘小龙：这其实回到了我们刚才谈的问题，首先就陈超本身来说，这个人物是反英雄的。另外就是我最初不是想写侦探小说，陈超是一个知识分子，对好多问题不一定有答案，但是要去想。作为知识分子他可能和我一样，也喜欢诗词。至于说写这个吸引读者，我估计这个质疑者可能不知道，在西方也和中国一样，诗歌并不主流。在我第一本书的时候，编辑跟我商量能不能删一点诗词，就是担心读者接受不了，诗歌危机是全世界的危机。后来出版以后销售很好，让美国编辑很意外。另外，我也想通过我的书告诉国外读者中国和他们某些想象中的理解不一样，以前都有这么一种东方主义倾向，以为《大红灯笼高高挂》里的就是真实的中国。

　　新京报：对于所存在的诗歌危机，你对诗歌的前景看好么？

　　裘小龙：我觉得诗歌还是有可能拥有一个比较好的前景，我对它有偏爱，如果大家整天沉浸在电视剧、网络、不入流的文学作品中，到一定时候也会有人产生危机感，诗歌是一种不同的需求。苏东坡说“高处不胜寒”，这可能就是诗歌的现状，月空那里太冷了，过去呆的话不可能呆太长，但是去呆一下也是好的，一种不同的感受。我对诗歌是有幻想的，也愿意为其辩护。

　　莫言的书在英美书店看不到

　　新京报：中国本土的推理小说你看得多么？为什么一直不能走向国际市场？

　　裘小龙：看得不多，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走不出去，印象中我看到过几个短篇不错的，我还给国外出版社推荐过。整体上说，中国的本土图书能进入外国主流书店的就很少。我记得在法国把一本书做出了3、4个封面，都是漂亮的女孩子很性感，他们觉得这样可能会销得比较好，有时候真是讲不清。莫言的书在法国销得还不错，但是在英美书店看不到。法国人有种思想很有意思，他们觉得只有法国人能理解中国的文明史。

　　新京报：听说你一直在写一部非侦探小说，写完了么？

　　裘小龙：是写上海的故事，跨度从1949年到现在，形式上都是短篇故事。从上海一个胡同写起，胡同里的人夏天的时候乘凉，大家讲故事，根据时间安排，一年一个故事。你会发现这里面有些故事本身意义在变化，有些事情50年代的时候想当然地认为绝对正确，到了六七十年代再被提起是嘲讽的口气，到了八九十年代大家会觉得这个事情毫无意义。还有的故事，你以为到60年代就完了，结果到了80年代又有新事情发生，把前面的故事给解构了、颠覆了。胡同口有一块黑板报，随着上面内容的改变，也能感受到这些逐渐的变化。我很早就开始动笔在写这个故事，但是因为出版社也总在催着写侦探小说，所以这个故事到现在还没写完。但是现在有家法国的报纸打算连载我这个故事，这个事情定下来以后，我打算多投入些精力在这部作品上。

　　在美国的写作生涯很寂寞

　　新京报：到美国近20年了，你觉得是否完全融入了当地的生活？

　　裘小龙：美国人对你很客气，但是很难像中国朋友那样没有隔阂，包括我妻子，觉得我们和他们还是不一样。还有一些文化的东西有时候也不一样，在中国大家讲吃，菜很重要。在美国大家在酒吧就是喝，有没有菜不重要，大家就是一杯杯喝酒。

　　新京报：我记得你说过，在美国的写作生涯，其实是寂寞的。

　　裘小龙：的确如此，像我这样不再教书，每天从早上起来就开始写，写到晚上。我住在圣路易斯，那是一个比较保守的城市，不像纽约、加州那么热闹。我和妻子曾经讨论过要不要搬到纽约，但是后来觉得去了以后活动会很多，写东西的时间会很少，写东西就需要寂寞。而且，我经常有机会参加各种图书节，去年三分之一的时间在路上，能调剂一下，每年有一两个月出国旅游。

　　新京报：写作的寂寞让你有没有想过要放弃？

　　裘小龙：在国外很容易放弃，我有好几个朋友过去以后都转行做了电脑。搞创作刚开始很艰难，美国很物质主义，开始收入低，很多现实问题都会上来，真靠版税撑下去的人不多。这次我回来看了杨宪益先生，当年先生对我有知遇之恩，看着这批榜样，我就不敢轻易放弃。我大概会沿着这条路一直走下去，现在就算我要放弃，出版社大概也不会同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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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红英之死》：裘小龙的长篇处女作，2000年在美国出版后，备受好评，先是入围爱·伦坡推理小说大奖和白芮推理小说奖，而后获得安东尼小说奖，即第三十二届世界推理小说大奖；纽约《新闻日报》将它评选为2000年最佳十部作品之一。

　　《外滩花园》：故事紧接《红英之死》，一名身着华伦天奴睡衣的无名男子遇害后被移尸于外滩花园，尸体上留有神秘的十八道斧伤。H市公安局刑侦队长陈超与美国警花凯瑟琳会合联合破案。当凯瑟琳完成使命与陈超道别，一种莫名的情感横亘在两人之间，挥之不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