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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死恋人”为方志敏传送狱中文稿
来源:新华博客      2008-11-25 16:55:00
 
 

方志敏    

    1935年8月,方志敏被蒋介石秘密处死。然而,就在方志敏牺牲4个月后,即12月,烈士在狱中所写的部分文稿就被刊载于巴黎《救国时报》上。

    谁也不会想到,烈土的文稿能够保存下来,人们不禁要问:烈士的文稿怎样从白色恐怖的环境下被送出来?又是谁冒着天大的危险为烈士传送文稿?

    他们就是高家骏与程全昭,一对杭州西子湖畔的恋人。

    1935年7月初,18岁的程全昭应男友之邀,瞒着家人,从杭州匆匆赶到南昌,在迎宾旅馆见到男友高家骏,两人相见,都十分激动,程全昭顾不得寒喧,直奔主题:“我这次出来,全按照你的意见,瞒着父母,私奔而来,下一步我们打算如何?”

    “别急,让我慢慢告诉你……”程全昭的男友高家骏这时正在南昌绥靖公署行营看守所任文书一职。他对她说:“我这次要你火速赶来,是有一件紧急事情需要你帮我办。不,是我们俩共同去完成一个重要任务,帮狱中的共产党人送密信!”

    “啊!为共产党办事,弄不好要被杀头……”程全昭大吃一惊。高家骏急忙捂住她的嘴,示意要轻声一些。高家骏告诉她:“我自去年一气之下出走,投靠朋友到南昌,参加了军法处招聘缮写员的考试,被录取当上了上士文书。”

    原来,高家骏和程全昭两家人同住杭州市劳动路,是近在咫尺的邻居。他俩从小青梅竹马,形影相随。高家骏比程全昭大5岁,他总像兄长一样关爱她。随着岁月的变迁,他们之间产生了爱慕之情。后来高家骏考上了大学,程全昭在女子职业学校就读。他俩常常相约西子湖畔,共同编织着未来生活的梦想。可是,当他们向家人挑明他俩的意愿之时,高家十分欢喜,可程家却竭力反对。这对两人来说,犹如晴天霹雳。他俩决心对旧封建礼教进行反叛,通过抗争获取自由和幸福。

    令程全昭不理解的是,当她私奔到南昌,恋人要她做的第一件事,却是冒着生命危险替狱中的共产党送信。这件事和他们日后的幸福生活怎么会联系在一起呢,

    高家骏耐心地向程全昭解释:军法处看守所今年2月初进来一名“共产要犯”,此人就是国民党出价8万大洋悬赏的方志敏。当时,方志敏受命高举北上抗日的旗帜,率先遣队向皖南浙西行动,因受到蒋介石的重兵堵截围追,致使战事失利而被捕。方志敏虽然蒙难下狱,可他的革命气节十分感人。他跟我们讲了不少共产党的政治主张,我们军法处的中下级人员都愿意接近他。

    蒋介石为了诱降方志敏,一个月后就把他移进了优待号。这样,方志敏的囚室正好在我卧房对面,我们各自在房中站立,可隔窗相望。遇有机会,他会向我示意过去谈谈。

    在军法处供职的凌凤梧,浙江金华人,他也是一个同情革命的人。他在代理看守所所长时,曾帮助方志敏把脚上的重镣换成轻镣。

    方志敏在狱中做好了“九死一生”的思想准备。

   他以答应为国民党当局写点交待文字为幌子,实际上他正抓紧时间为共产党组织以及后人留下自己的文稿。如何将这些文稿及有关信件从控制森严的牢狱传送出去,方志敏很着急,他要我和风梧一起帮他想办法……说到这里,高家骏激动地抓住程全昭的手说:“这时,我们都想到你!请你去一趟上海。上海不是还有个你的好同学么,你去落脚也方便……”

    这一晚,一对恋人有说不完的心里话。紧张不安的心情以及对未来憧憬的激动相互交织在一起,伴随着他俩度过了一个不眠之夜。第二天,程全昭随高家骏来到了看守所。

    程全昭刚进了高家骏的房间坐下,高家骏连忙拉着全昭的胳膊,又用手指窗户对面。程全昭站起来,顺着手指的方向一看,啊,对面房室临窗站着一人,那个人身材挺拔,脸庞瘦削,微笑的目光里透出几分冷峻,“难道他就是……”高家骏连忙捂住程全昭的嘴。程全昭一切都明白了,她看见那人冲着她微笑点头,忽然双手抱拳,挥动致意。片刻之后,程全昭带着一包高家骏身上换下要洗的衣裤走了。这天晚上,高家骏来到迎宾旅馆,帮着程全昭整理行囊,拿出程全昭藏在脏衣物里带出来的那个纸包,严肃地说:“这就是方志敏的重托,你一定要把这些文稿送到上海指定的地点。”高家骏还从口袋里取出几封信,告诉她,要分送给鲁迅、宋庆龄、邹韬奋、李公朴,他们都是同情支持共产党的朋友。

    程全昭到了上海,找到了在宝隆医院当护士的同学,并在医院宿舍住了下来。第二天一早,程全昭便匆匆出门了。她按信封上的地址,找到宋庆龄住宅,开门的是一位佣人模样的妇女。她告诉程全昭,宋庆龄不在家,说着就要关门。程全昭急忙说:“我是从江西专程赶来的,有一封机密信件想亲手交给她。”说着,程全昭赶紧送上一张联系名片。

    次日,程全昭为送信给邹韬奋找到了生活书店。谁知邹先生流亡国外未归。程全昭留下了信和名片。接着程全昭又找到四川北路的内山书店。店内一位高个中年男子热情接待了她,并告诉她:“鲁迅,你是找不到的。”无奈,程全昭只好留下了信,请那人转交。

    当晚,生活书店的人根据名片找到宝隆医院来了。来人是胡子婴,章乃器的夫人。胡子婴夫妇均与邹韬奋的生活书店有密切关系。当时,胡子婴去宝隆医院,是一副阔太太的妆扮,因娘家姓宋,便自称姓宋。程全昭以为这位贵夫人可能就是宋庆龄,于是把纸包的文稿交给了“宋夫人”。“宋夫人”告诉她:你东奔西跑地送信,很不安全,会被人注意。并劝她尽快离开上海回杭州。“宋夫人”还要资助她100元作路费,程全昭谢绝了。

    程全昭听从了胡子婴的劝告,决定先回杭州到朋友家避避风头,然后再与高家骏联系。没想到刚到杭州便被家人发现,于是就将她关在家中,不让她与外界接触。

    二十多天过去了,高家骏没等到任何消息,感到坐立不安,他决定亲自去一趟。他私下对凌凤梧说,我请长假,去后就不再回来了。

    高家骏于7月30日又带着方志敏再次给鲁迅、宋庆龄、李公朴、沈雁冰的四封信赶赴上海。

    到沪的第二天,高家骏带着方志敏的信,先到内山书店找鲁迅,后又到学校找李公朴,均不顺利,给李公仆的信已有人代转,但发现有人跟踪。第三天,高家骏在旅馆等到一个电话。对方告诉他:你不要再送信了,要赶快离开上海,可能有危险。几天后高便回杭州家中。由于程家防备很严,高家骏回来后一点也未得到程全昭的消息。

    不久,高家骏打听到南昌方面的消息:自他走后数日,方志敏就被蒋介石下令处决了。军法处虽不知高、凌等人合谋暗中为方志敏传送密件,但已觉察他俩同情方志敏,关系较密切,于是凌凤梧已受到军法处审查。

    胡子婴在宝隆医院从程全昭手中取到方志敏狱中文稿后,立刻就回到书店,当面交给了胡愈之和毕云程。当时毕是中央特科工作人员,遂将文稿转送到中央特科。中央特科负责人王世英组织显影后,又将显影文稿抄件转到莫斯科共产国际东方部。接着文稿又由莫斯科寄给了在法国的吴玉章同志。当时吴受党中央委托,在巴黎主办《救国时报》。于是在1935年12月14日,刚刚创刊的《救国时报》 (第二期),首次刊登“抗日烈士方志敏之遗书”,即饿们临死以前的渤。同时加按语介绍了方志敏被捕、牺牲的有关情况。

    可是,已经天各一方,正在承受生活磨难的程全昭和高家骏却对这些事情浑然不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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