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拒绝作协近期备受媒体关注的郑小琼。

从“出道”之日起，就被认定是“80后”标志性女作家的张悦然。

    近日，广东打工诗人郑小琼因拒绝东莞作协递出的“橄榄枝”被媒体广泛关注。与此同时，成名已久的张悦然在前不久加入了北京作协，同时四卷本文集上市，这两个同属“80后”旗下的女孩子不同的选择引起了人们的兴趣，我们就文学和阅读等一些共同关心的领域与她们交流，得出的结论却各不相同。

    两个同样有才华的女孩过着完全不同的生活，基耶斯洛夫斯基有部电影叫《维罗尼卡的双重生活》，这部电影还有一个很美的名字《两生花》，这或许对于她们来说更为契合，不同的天空下两朵不同颜色和姿态的花，我的花我自己开，我的花我自己戴，我有我适合的垂败。

    1作协

    加入为交流VS拒绝是需要

    新京报：为什么加入（拒绝）作协？

    张悦然：在过去四年里，我都在新加坡过着一种非常隔绝的生活，写作一开始是一种自发的、漫无目的的表达和宣泄方式。但是那样的写作时期已经过去了。现在，我希望有一个更丰富多样的创作环境，比如有时候，我也想知道，其他作家在关心什么，在写什么。可能因为过去太封闭了，现在的我特别渴望交流。加入作协能够实现我这个愿望。

    郑小琼：我最清楚自己需要的是哪一种生活，在现阶段，我的这种选择是我需要保持的生活，这种生活会让我对一些事情充满了敏锐的触角，如果我的选择与我相反，这种触角会失去它应有的敏感性，一个亲历者比作为一个旁观者感受会更真实与深刻一些，前者会更疼痛一点。

    新京报：“80后”现在几乎是一个所有人不想再说但不得不说的状态，从年龄来看，你们也正在其中。

    张悦然：新的一代人浮出水面的时候，总会伴有各种各样的争议。“80后”也不例外。“80后”这个标签在最初我们这代人开始写作，走上这个舞台的时候，也许有过意义，但是现在，80年代出生的作者的写作，已经朝着不同的方向走出很远了，再用这样的一个笼统的名称，毫无意义。所以现在有关“80后”的种种争议，已经无法再引起我的关注。

    郑小琼：我认为这是一个很无聊的问题，如果是传媒或者书商们炒作这些问题，我认为正常，现在我看到的是很多严肃的文学批评家也在谈论这些问题，这很令人吃惊。近几年来，我看到过不少“文学评论家”对由书商与传媒炒作起来的种种概念的发言，他们更适合称为“文学现象评论家”，惟一能说话的是作品本身。

    新京报：今年作协在培养年轻作家，特别是“80后”作家方面有明显动作，你们也被认为是作协关注的青年作者，怎么看这一现象？

    张悦然：我觉得被关注、被重视还是一件很好的事情。4月底作协召开的一个有关“80后”的会议，就让这些青年作者聚在了一起，很多人都成了好朋友，这种友谊也许会是很久远的。作协可以为我们提供一个很好的交流平台，我想这是最重要的，但对于“培养”这一说法，我始终抱有怀疑态度。

    郑小琼：我个人认为是一种很正常的现象。

    2写作

    活在当下VS面对现实

    新京报：你是在什么时候，什么情形下开始写作的？

    张悦然：真正的写作开始于2002年，在新加坡念大学的时候。那时候我非常孤独，看不到生活的方向，找不到人可以倾诉，于是开始写作。

    郑小琼：我在来南方打工的第一年吧，开始写自己的第一首诗，那时心情很灰暗。

    新京报：是否认为文学作品必须反映当下的社会现实？

    张悦然：我们在当下生活，在当下阅读，在当下写作，这样的作品里面，一定充满了周围环境里的气息。这种气息，在我看来，就是最现实的，也是最自然的。我一直反对赋予写作更多的责任和意义。你不应该希望用你的作品去影响谁，改变谁。

    郑小琼：是的，我认为我的写作要面对的是活生生的人，活生生的现实，比如现在发生在山西的黑窑工事件，我经常警醒自己，在这个年代，面对这样的事情，让我不能不在自己的写作里面对活生生的现实，而不是虚无的想象与考据。

    新京报：谁在读你们的作品？他们的需求是否会对你的写作产生影响？

    张悦然：同龄的读者居多。他们的需求对我的写作没有影响。因为这些年轻人变化是最快的，你根本无法把握他们的需求，如果总是跟着他们的需求走，那会是非常被动和辛苦的。所以，我没有做任何努力去了解他们的需求。

    郑小琼：这个我不知道，我想他们基本不会对我的写作有影响，我也不知道有哪些人在读我的东西。

    新京报：你们心目中文学的底线和最高的境界分别是什么？

    张悦然：不刻意做出任何一种文学姿态，最高境界就是：不断提醒自己，始终做到这一点。

    郑小琼：良知，真实。我的文学最高境界是能够自由地独立地表达自己的内心感受与看法。

    新京报：对自己的文学之路有何计划？

    张悦然：我只对自己的创作做出计划，那都是短期的，比如下一本书写什么，大约用多少时间，没有对文学之路的计划。作为一个作家，只有手中的作品是可以掌控和计划的，除此之外的其他，都是无法预知的，因为它们紧密地和你的作品连在一起。作品的成败，引起的反响，将决定其他所有的事。

    郑小琼：直到现在，我对所谓的文学之路都保持警惕，对所谓文学界，地位，名声之类的东西都保持警惕，我不知道这些对于写作者有什么用，我惟一坚持的是对自己的内心真实发出自己的看法与声音，对自己真实的感受进行表达，我一直没有奢望什么技术、美学上的东西，我觉得没有比我所面对的现实更为重要的东西。

    3自身

    定语不会伴随我VS诗人加定语很可笑

    新京报：最近在读什么书？

    张悦然：艾米莉·狄金森的日记，《孤独是迷人的》。

    郑小琼：《老子》和《俄罗斯思想史》。

    新京报：目前各自的文学偶像是谁？认为他身上的哪点最有价值？

    张悦然：弗吉尼亚·伍尔芙。她对于写作的那种专注令人佩服，以及她在文体创新方面所作的探索，也是非常可贵的。

    郑小琼：西蒙娜·薇依，她的独立精神很可贵。

    新京报：你目前写作中遇到最大的困难是什么，怎样克服？

    张悦然：孤独。每次沉入写作时，都要很长一段时间，让自己保持孤独的状态。但长久处在孤独的状态里，人就变得很脆弱，还会怀疑自己，这几乎是无法克服的。

    郑小琼：自己读书太少，有很多事情没有能力表达，我只能努力地读书。其实我一直认为困难总是慢慢会克服的，生活会越来越好的，所以暂时没有感觉。

    新京报：女性的身份对于你的写作有什么特殊的意义吗？

    张悦然：我认为有。我仍可以感觉到自己生活在一个充满男权色彩的社会中，所以女性视角肯定与男性视角存在一些差异。我意识到了这些差异，在作品中会关注这些差异，但我也反对过度强调和标榜这种差异。

    郑小琼：没感觉，只不过在我对东莞打工女工做调查时有些便利吧。

    新京报：对于公众给你们的定语“80后一姐”和“打工诗人”是否满意？

    张悦然：从出版第一本书开始，各种定语就被加在我的身上。它们不断改变，却都是和作品无关的。我最初可能在意过，但是到现在，早已无所谓了。不管它们好或者不好，都只流行一段时间，不会一直伴随我。

    郑小琼：我反对在诗人前面加上任何定语。我认为这是一种很搞笑的行为。就这个问题我还需要表明自己的立场，我以为有打工题材的作品，它们可以叫“打工诗歌”“打工题材的文学作品”，但是如果在诗人或者作家前面加一个定语，诸如“打工诗人”“打工作家”这就是一种搞笑的行为了。

    新京报：看过郑小琼（张悦然）的作品吗？

    张悦然：只是听说，还没有看过。

    郑小琼：她是一个很善良而富有才华的人。（记者 曹雪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