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间王蒙说得兴起，拿起自己《笑而不答》法文版《智者的笑》遮住了脸，封面上的插画恰好表现了这位“世界情人”的神情。

　　“世界情人”·创作

　　如果离开了人间烟火，表现很深刻的思想就会“便秘”。

　　新京报：铁凝说你是“高龄少男”，作为一个作家，你和世界的关系是怎样的？

　　王蒙：作家不是世界的审判官，应该是世界的情人，应该对世界充满兴趣，充满爱。也有作家是世界的诅咒者，我尽量远离这类人，他们影响我的食欲和健康。世界是丰富的，搞文学创作的人不要把自个儿的目光弄得太狭隘。好像言情小说一见面就是调情，侦探小说一翻开就是杀人一样。我的新书《尴尬风流》描写的就是人生的一个个侧面。

　　世界不断在变化，人民的生活、时尚观也在不断变化。用句酸话来说，就是“希望艺术思维的空间更大一点，艺术家不要作茧自缚。”

　　新京报：你说你从小对文学感兴趣，是什么促使你爱上文学？

　　王蒙：小时候，对我文学影响很大的是我的姨妈，当时老师让我写关于“风”的作文，我姨妈给我的作文里添了一句话，“啊！大风，请你吹散世界上的阴影和黑暗”，我当时觉得这是什么呀。但作文本发下来后，我发现这句上竟然划满了红圈。

　　新京报：你说你的所有作品可以用编年史的方式编连，能不能分析一下你作品中凸现的时间感？

　　王蒙：在我的作品中，时间是多重的，既包含着现在也包含着过去和未来，它们之间并无分隔。我知道有些作家很喜欢马尔克斯《百年孤独》对时间感的描述，事实上这种方法在《红楼梦》的开篇已经被运用过。

　　在我的作品中，“时间感”异常明显，每一部作品都有其时代或环境或创作年龄的凸现。我19岁写《青春万岁》，67岁就写《尴尬风流》。我将在更多的时间里写作，写出更多我不能预见的作品。

　　新京报：有人说《尴尬风流》充满了生活中有张力的无聊，你也说你可以一天写三则，这就像你的一个纸质博客。

　　王蒙：《尴尬风流》写的就是些鸡毛蒜皮的事，书中充满着我对这个世界善意的理解。如果离开了人间烟火，表现很深刻的思想就会产生“便秘”的结果。

　　新京报：就像《青春万岁》这四个字一样，你试图将青春的转瞬即逝与永恒不变对立统一起来。

　　王蒙：我们那个时代的年轻人信奉的格言是“相信一切。”我什么都相信，我相信书，相信电影，相信诗歌，相信歌曲，相信爱情。

　　相信得过分就成了“轻信”，我这辈子最大的错误就和轻信有关，但我还是相信一切。

　　新京报：听说你的自传已经写了二十章了。

　　王蒙：这是我以前给自己定下的目标，就是70岁以后写自传。萧军说“写小说就像娶媳妇，是年轻人干的事。”我可不这么认为。这把年纪娶媳妇，我可能不太适合了，但写作还可以。要是我身体不出什么大问题，我一定会继续写下去，因为人生还有太多感悟需要记录。

　　“红楼娱记”·观点

　　大家都讨论《红楼梦》总好过讨论股票、吸毒什么的。

　　新京报：今年“红学”讨论升温，你也写了《王蒙活说红楼梦》，提出后四十回并非后人续作，对于这个观点你有论据吗？

　　王蒙：事实上，《红楼梦》后四十回究竟是谁著的问题没法判断，因为大多数的老百姓已经认同了这个结尾。即使很多人痛骂后四十回，但这后四十回已经与前面浑然一体。再说《红楼梦》的续作实在太多了，而大多数都续得一塌糊涂。从理论方面来讲，真正的文学类小说不大好续写。况且，我觉得作者不能给自己的小说续作，我再弄一个《青春万岁续》多别扭啊！

　　新京报：在香港，你和金庸先生曾作过关于《红楼梦》的讨论，宝玉嘴里含着玉出生，金庸笑称王氏有胆结石，你戏称王氏患有子宫结石，你认为其间还有哪些细节值得商榷？

　　王蒙：书中出现的细节大部分都写实，比如锦罗衣衫、山珍海味等等，但也有一些地方不符合逻辑。比方说宝玉有一件御寒的孔雀毛大衣，据说是用俄罗斯产的孔雀毛缝制而成。这就不准确了，首先俄罗斯怎么会出产孔雀呢？孔雀可是热带鸟啊，俄罗斯应该出产大狗熊。再说孔雀是热带鸟，羽毛肯定也不保暖。

　　新京报：你还说过《红楼梦》里的有些细节太过戏剧性。

　　王蒙：我觉得《红楼梦》里面最具戏剧性的就是对尤三姐自杀的描写。尤三姐是抹脖子自杀的，我以前说过，曹雪芹肯定没有见过自杀，不信你弄二两猪肉试试，看一刀能砍烂吗？理论上说，人的大动脉破裂才会死，把食管割破只能冒点酸水，气管割破就冒点泡泡。

　　新京报：要是您写自杀，会怎么写？

　　王蒙：要是让我写自杀，我就写吃氰化钾，才不写抹脖子呢。

　　《红楼梦》后四十回也太夸张了一些，比如到“白茫茫一片真干净”那一章为止，书中的主人公大部分都死光了，也就是说平均一章里面死好几个人。我觉得这有点太过牵强，除非用重机枪扫射才能有这样的效果。

　　新京报：你对《红楼梦》的细节研究好像很有八卦精神。红学家们会认可这样研究红楼梦吗？

　　王蒙：我就是普通的“阅读派”，不算红学家。红学研究的分类很多，很多红学家具有像娱乐记者一样的八卦精神。其实荣国府本身就是虚构的，大清朝却是真实存在，所以许多考证都带有猜测的性质。

　　新京报：刘心武今年拓宽了“红楼”的公共话语空间，“红楼”再次成人们的谈资。

　　王蒙：大众很喜欢他，很多红学家却发怒了。其实，红学研究大致有三个方向：第一是学术考证、第二是文学欣赏、第三是趣味研究。刘心武主要是趣味研究，他的研究引起了大众对《红楼梦》的兴趣。不管怎么说，大家都讨论《红楼梦》总好过于在一起讨论股票、吸毒什么的吧！

　　“多面电鳗”·杂感

　　“广告再好，不如××冰箱好”；诺奖再好，不如文学作品好。

　　新京报：在一些人眼里，你有点“不务正业”，写书、当官、研究《红楼梦》，而且在每一个领域都卓有成就，有评论家说过：“王蒙浑身是电，他触到哪一个领域，哪一个领域就会放出火花来。”

　　王蒙：呵呵，那我是电鳗。我从小对文学感兴趣，也一直犹豫是选择文学还是数学。很多作家都讨厌数学，汪曾祺被问起他为什么当作家，他说因为从小数学学得不好。数学对我却一直有吸引力，虽然我现在的数学水平只达到初中平面几何，但是我孙子不会做的数学题拿来我还能解出来。

　　新京报：写作与当官这两种身份有冲突吗？

　　王蒙：我参加革命比较早，我去新疆也从最具体的组织工作做起，建立团支部，吸收团员。后来当官、当文化部长也不足为奇，那时我有时还坚持“全天候”创作。我分析自己的性格，相对做官、搞研究，觉得我还是比较适合写作，因为我性子直，说话尖刻，易激动。

　　新京报：你在新疆生活过16年，还笑称自己是维吾尔语博士后，外语是你的强项？

　　王蒙：我现在能很流利地运用维吾尔语，在去相同语系的国家时我用当地语言接受媒体采访，让他们大为吃惊。我喜欢学外语。平时在车上，我也喜欢听外语，就算是听不懂，但我还是喜欢听，觉得有种语言的韵律在里面。

　　新京报：最近作家开博客风靡一时，你有博客吗？

　　王蒙：我倒是没有博客，但是在家经常上网，多数是浏览国外的新闻网站，还会发短信呢。我写读书笔记的时候用google搜资料，太方便了，把要摘抄的文字涂黑以后，复制粘贴，好像我读了很多书一样，实际好多都是我从网上找的。这样写论文多方便呀，但要注明出处。

　　新京报：你曾经呼吁报纸上的副刊应该多刊登一些传统诗词，提高文化副刊的质量。龙应台也撰文写过“有怎样的副刊就有怎样的社会”，你也这样认为？

　　王蒙：副刊应该是和社会风气一致的，二者相辅相成。但有时候副刊和社会风气不一致，比如香港有很多副刊很八卦，好的副刊不多，但是香港的第三产业、学校、管理等方面有相当高的水准，这就是不一致的。

　　新京报：朱大可在一篇文章中提出，诺贝尔奖的趋向越来越二流化。你怎么看？

　　王蒙：在我印象中，近几十年来，似乎只有海明威、马尔克斯对中国的文学影响较大。近20年来，诺奖作家对中国文化的影响越来越小。虽然诺奖全球瞩目，奖金也多，但话说回来，大家给它鼓半天掌，不就是希望它介绍优秀的世界文学作品嘛，套用“广告再好，不如××冰箱好”这句话，诺奖再好，不如文学作品好。我倒是希望咱们中国自己应该设立华语文学大奖，包括台湾，香港，让更多使用汉语写作的作家一比高下。（新京报12月22日，记者曹雪萍 实习生权丽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