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的一场高校联合招聘会上，一些毕业生表示，父母并不急着让他们赚钱养家，有的还建议他们先待业结婚，等就业形势好转再找工作。为了给孩子找工作留出宽裕时间，父母情愿被“啃”。家庭条件较好的尚可，没这个条件的，可能还会羡慕不已呢。理解这些父母吧，想必他们不会不明白这个道理：“老鹰”翅膀下的“小鸡”迟早有一天要独自生活的。

    我们的孩子缺少“孝”的教育吗?答曰：唯唯，否否。当我们眼看着自己周围或家里“不孝”的事例逐年增多，我们似乎可以将之归因于“孝道”或“孝德”的缺乏。

    老子曰：“大道废，有仁义;智慧出，有大伪;六亲不和，有孝慈;国家昏乱，有忠臣。”从我们对“孝道”的提倡这个侧面，也可以见出“现在的孝道是一代不如一代”。

    为什么会产生“孝道缺失”的社会现状呢?人们寻出了各种不同版本的解释。一曰“四二一”的家庭结构论，六个大人围着一个“小皇帝”转，养成了他们自我中心，唯我独尊的性格;二曰应试教育压力论，在高考指挥棒强大魔力的支配下，为了让孩子们在将来能“过五关，斩六将”，顺利地冲过“独木桥”，家庭、学校、社会过分重视智育，而忽视了德育;三曰市场经济冲击论，随着社会转型期的到来，人们的思想道德价值观念存在滑坡现象，重金钱、轻亲情、重利轻义，追逐物欲等思想意识侵蚀了一些人的头脑，而孝敬老父老母这个中华传统美德则被抛之脑后，或者虽有“孝”的意识，但对于处在事业发展期的中青年人来说，他们没有时间，更没有精力照顾老人，或者高昂的教育费用使家庭不堪重负，对老人的赡养不得不放在其次。身教重于言教，大人们对自己父母的不能尽孝，必然影响到下一代对父母的态度。

    之所以曰否否，是因为我们几千年来一直在提倡“孝道”，现在还在提倡着，孩子们缺少“孝”的教育才怪呢?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是“孝道”败坏了“孝”本身。“孝”的根本在于对父母的爱，而不是感恩，不是责任，仅仅只是人类之爱的一种。“孝”是一种对人类行为的外在制约，是“环境导向”的，一旦社会环境发生变化，是否还能“孝”下去那就很难说了。另一方面而言，“孝”很容易被“工具化”，成为“老莱子娱亲”似地“把肉麻当有趣”的做秀，“郭巨埋儿”式的残忍冷漠，成为某些人博取名利的手段。早在汉代就流行“举孝廉，父别居”的民谣，可见“孝道”的沦丧实在并非始于现时代。我们缺少的其实是爱的教育，我指的是人类之爱，也可以称之为“人”的教育。我们并非没有人类之爱的传统，孟子曰：“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孔子曰：“仁者爱人。”何等地廓大，只是到了“吾朝以孝治国”，故大力以各种强制的或非强制的手段推行“孝道”的时候，人类之爱便被“孝道”所堙没与扼杀了。

    “孝道”的提倡，实在产生于成人的自私——认为父母的生育子女是莫大的恩德，责望着子女将来的报偿。中国的父母往往一切都为子女预先安排妥当，我们似乎很难说这不是无私的爱，但却又很难说其中没一点儿私心。对子女“一切包办”式的爱，在潜意识里未必不是为了满足自己的控制欲或权力欲，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父母对子女的“爱”便成了微妙的权力平衡的秘密通道。鲁迅在《坟?我们怎样做父亲》里说：“长者须是指导者协商者，却不该是命令者。不但不该责幼者供奉自己;而且还须用全副精神，专为他们自己，养成他们有耐劳作的体力，纯洁高尚的道德，广博自由能容纳新潮流的精神，也就是能在世界新潮流中游泳，不被淹末的力量。”

    印度诗人泰戈尔曰：爱是理解的别名。对子女的爱就是意味着对子女的理解与尊重，“爱”的教育也就是“人”的教育。儿童虽小，也是独立的个人，有自己内外两面的生活。周作人先生《我的杂学》一文里说：“以前的人对于儿童多不能正当理解，不是将他当作小形的成人，期望他少年老成，便将他看作不完全的小人，说小孩懂什么，一笔抹杀，不去理他。”这两种态度都是不可取的。当我们责望我们的孩子们以“孝道”时，我们是否检查过自己培养孩子的方法或观念上有没有问题?我们是否给了他们应得的理解与尊重，给了他们“爱”的教育也就是“人”的教育?一个内心充满了人类之“爱”的“人”，我们还用得着拿“孝道”来约束他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