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听到中外育儿观的比较，记得还是在大学的时候。当时著名学者温元凯来北大，谈到自己游学国外的感触时说，西方孩子摔倒了，妈妈会让孩子自己爬起来，不像中国的大人，大呼小叫，不利于培养孩子的独立性。这个说法引起了我强烈的兴趣。 后来读研究生的时候，看了费孝通先生的《美国人的性格》一书，其中讲到成年人对孩子的养育方式，与社会文化传统的关联。例如，在处理孩子之间争执时，英、美和中国成年人的态度，反映了不同社会的规则。费先生回忆自己幼时，祖母总是要求自己“君子动口不动手”，因为社会舆论与权威自会帮助不动手的孩子讨还公道。英国人则鼓励孩子勇敢，但打架要有风度，弱者敢于挑战强者是勇气，强者凌弱则为大家所不齿。美国因文化多元，更鼓励孩子敢于打斗的一面。费先生进而发现，中国的社会文化也在变化当中，自己面对孩子争执时，已经鼓励孩子自行解决，和自己的祖母已有不同。

    生活在自己的文化中，就好像鱼生活在水中，意识不到水的存在。当我们走近异文化，发现别人的做法和我们不同时，惊异之余，往往会反思自己过去习以为常的做法，产生“从来如此，便对么”的疑问，于是产生了文化的自觉。在我国七十年代末再次打开国门后，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有这样的感受，产生对自己育儿做法的反思。比如前边讲过的当孩子摔倒时，西方父母可能不太在意，而中国家长习惯的做法不光要去扶孩子，有的还会去打地，给孩子“出气”；西方孩子往往很小就开始独睡，而中国孩子往往和父母睡；有的西方家庭会让孩子做“按劳取酬”的家务，而且十几岁的孩子普遍有去打工挣零花钱的经历，但中国家长容易担心这样做会让孩子从小沾上“铜臭气”等等，这些东西方育儿观念或方法上的差异被父母们发现并广泛讨论。

    值得注意的是，过去的几十年，也是人们高度关注教育改革的时期。与对现行教育体制的不满相联系，人们在比较东西方育儿方式的不同时，容易把某些育儿方法的影响或效果，直接与教育目标联系起来，比如，独睡与孩子自主性的发展，付酬家务与财商教育等。于是出现了一些有趣的现象：一方面，追求现代教育理念的家长，惟恐自己的做法跟不上时代，影响了孩子的发展，非常紧张，把一些具体做法绝对化；另一方面，也有的人认为，西方做法与中国国情不符，拒绝进行这类反思。

　　其实，这两种做法，都比较极端，而极端，往往容易导致僵化。

　　首先，文化传统，常不能摆脱社会历史发展的影响。仔细分析，一些育儿方式的差异，与其说反映了西方的思维对立，不如说是社会发展的结果。比如，西方人注重培养孩子的独立意识，发展孩子的“财商”，和工业社会的发展，商品经济的高度发达有关。又比如，据研究，婴儿独睡之所以在西方社会风行，也来自于社会经济的发展。当社会富裕后，住房格局改变，婴儿房出现，婴儿房所代表的中产阶级富裕生活方式，开始占据社会主流地位，通过广告、期刊等媒介得到彰显，因而婴儿独睡成为一种社会风尚。西方以核心家庭为主，人工成本高，照顾婴儿的人手短缺，也客观上造成父母需要尽早训练婴儿独睡。我们应该看到，西方一些现代育儿产品的使用，更是社会发展的产物。当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水平达到一定阶段时，就会水到渠成地出现，不能一律斥之以“不符合中国国情”而打入冷宫。

　　其次，无论是东西方社会，都存在多元格局，有着区域性差异。所谓“西方”，不是铁板一块，人人相同，在不同阶层、不同族群中，也存在较大的差异。仍拿上述婴儿睡眠来说，尽管婴儿独睡在中产阶级白人中比较普遍，但其他族群和阶层也有一些差异。即使在中产白人家庭中，也有一些母亲公开承认自己未能成功训练婴儿独睡，满足于分分合合的现状。非主流的声音中，也一直有人提倡family bed，认为婴儿与父母同睡，更容易获得安全感，建立良好的依恋关系，甚至降低婴儿猝死率。

　　所以，我们面对文化差异时，如能冷静反思，学会判断哪种育儿方法更符合婴幼儿身心发展的规律，更适合自己的宝宝，不盲目，不过激，可能更利于社会的多元化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