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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文学史上的“打工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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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2007-7-17 16:40: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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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工文学的命名，是依据打工题材，还是依据作者的打工者身份？在我看来，还是以题材来划分为好，因为如果以作者的身份来衡定，不仅会缩小打工文学的天地，而且还会降低打工文学的水准。上世纪30年代左联时期，曾经搞过工农通讯员运动，五六十年代也曾经有过全民写诗的运动，意在培养工农写作队伍，但实际上，收效甚微。若以题材来看，广义的打工文学的萌芽实在是古已有之。不过，文人文学表现的对象主体是“劳心者”，而非“劳力者”，倒是民间文学中可以见到弥足珍贵的打工文学。
譬如有一首源远流长的童谣，据说最早出自汉末，20世纪五六十年代，以新的版本收入小学课本：
泥瓦匠，住草房；/纺织娘，没衣裳；/卖盐的，喝淡汤；/种粮的，吃米糠；/编凉席的睡光床，/抬棺材的死路旁；/当奶妈的卖儿郎；/挖煤哥儿家里像冰窖；/淘金老汉一辈子穷得慌。
童谣所咏叹的泥瓦匠、纺织娘、卖盐的等等，就不乏乡下进城、别井离乡的打工者。
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启蒙主义与劳农神圣的理念影响不断扩大，文学表现的对象主体发生了重要变化，普通劳动者越来越多地出现在文学舞台上，其中就有打工者。
打工者步入文学殿堂，除了上述文化动因之外，还有深刻的社会背景，这就是近代以来，城市化进程逐渐加快，与此相应的是农村的破产日益严重。农村没有了活路，农民就进城去寻找生计。
鲁迅很早就描写过打工者形象。阿Q是一个无家可归的流浪汉，“住在未庄的土谷祠里，也没有固定的职业，只给人家做短工，割麦便割麦，舂米便舂米，撑船便撑船”。从他那漂流无根的生存状态与带有保守性的精神状态来看，可以说是那个时代典型的打工者。当他在小镇子未庄遭受冷遇之后，就进城去谋生。中间做过什么工不大清楚，后来是当了一个盗窃团伙的小脚色，分得一点赃物。但这一前科，加上辛亥革命消息传来后他公开表示对革命的向往，最终导致以抢劫的罪名被枪毙的“大团圆”结局。《祝福》里的祥林嫂也是一个不幸的打工者。最初，她为了逃避再婚，隐瞒真实身份进城做女佣。当她相继遭受第二个丈夫贺老六伤寒病逝与幼子阿毛被狼吃掉的厄运之后，再次进城做女佣。城里给祥林嫂提供了谋生的机遇，但是文化禁忌更多的城里却也潜藏着更大的精神危机。倘若没有鲁镇人拿她当消遣笑料的冷漠，倘若没有柳妈用地狱里两个丈夫要把她锯断的恫吓，倘若没有雇主鲁四爷一家剥夺她参与祭祀准备的“道学”迷信，祥林嫂怎么会失去人格自尊，精神支柱垮塌，变得木讷、笨拙起来，以至于最后倒在风雪交加的“祝福”之夜？鲁迅以文学家的敏锐与思想家的深邃，注意到游走于城乡之间的打工者，描写了他们的凄苦命运及其隐含的性格悲剧。
鲁迅所开创的现代打工者的命运描写与性格刻画这两条重要线索，在新文学创作中延伸下去，有时各有侧重，有时则交织在一起。
对于走投无路的乡下人来说，城市不失为谋生的出路。王鲁彦短篇小说《屋顶下》的焦母，一则看不得儿子与儿媳感情融洽，二则要保持自己在家庭里的绝对权威，儿子先进城打工不在身边，焦母就一个劲儿地拿身边的儿媳出气。但时代毕竟不同了，儿媳阿芝婶敢于向婆婆叫板：“不吃你的饭！一样是人，都应该管管自己！”她不再像古时的焦仲卿妻子兰芝那样无奈地听任婆婆的驱逐，而是主动进城去打工，与丈夫携手寻求幸福之路。王统照的长篇小说《山雨》里，预征多年的税款，名目繁多、层层克扣的捐款，连绵不绝的兵祸，雪上加霜的匪患，农民不堪忍受，农村一片凋敝。“这残破，穷困，疾病，惊吓的乡间，还有甚么依恋？”于是，农民奚大有拖家带口痛苦地辞别了生于斯长于斯的故土，到城市去寻求活路。他先是上街叫卖菜饺子，继而拉洋车。他思念故乡，曾借回乡探望老友的机会看看能否返乡，然而越来越破败的农村让他彻底断了回去的念头。可是，在城市，机械工人的集团他挤不进去，也干不了，只能卖力气拉车，卖一天吃一天，他仿佛断了线的鹞子，任凭半空的风吹雨打。对于阿芝婶和奚大有这样的打工者来说，尽管飘摇不定，但城市终究比农村强，起码可以维系生存的希望。
然而，城市潜藏着种种凶险，打工者每每要付出巨大的代价。夏衍的报告文学《包身工》逼真地描写了打工者失去人身自由的种种苦难与屈辱。萧红的《生死场》里，农村被日本侵略者搅闹得鸡犬不宁，金枝到哈尔滨去赚钱。她挤进要饭的人堆去等待小饭馆的施舍，她缝补男人的破袜子借以糊口，在街头受到警察的训斥，在睡觉的女工店里领受女人们对她的集体嘲笑，到独身汉家里去缝补受到被强暴的凌辱。“金枝勇敢地走进都市，羞恨又把她赶回了乡村”。金枝带着羞恨回到乡村来了，可是，还有住在女工店里的周大娘等人却习惯了受辱，为了弄钱，留在城市的污泥浊水中继续挣扎，甚至苦中作乐。城市填饱了她们的肚子，甚至让她们能够给乡下的家人捎回一点钱，但是城市却让她们付出了从质朴清纯变得忘却羞耻的道德代价，有的还付出了更为惨痛的代价———因性病而彻底损毁了身体。丁玲《庆云里中的一间小房里》的阿英姑娘，离别家乡来到上海已经三年，她怀念青梅竹马的陈老三，可是转念一想，陈老三一个种田人，拿得出重金赎她从良吗？养得起一个老婆吗？即使赎得出、养得起，丈夫拼了夜晚当白天，“那寂寞的耿耿的长天和黑夜，她一个人如何过？”她的身心已经适应了过度消费的风尘生活，难以回到传统的家庭生活轨道。到城市去寻求生路，身心却被异化的不止女性，也有为数众多的男性。老舍笔下的骆驼祥子，“生长在乡间，失去了父母与几亩薄田，十八岁的时候便跑到城里来”。他带着乡间小伙子的健壮与诚实，凡是卖力气就能吃饭的事他都做过了，后来选择了拉车。他曾经怀抱质朴的愿望，想凭借自己的力气拉自己的车，然后娶一个淳朴善良的乡下姑娘，可是，命运却偏偏与他作对，自己的车要么损毁，要么被迫卖掉，乡下姑娘娶不到，只能娶进一个狡黠贪婪的虎妞，然而，就是这样一个妻子也被不公的命运夺走。祥子，一个铁打的汉子，一个淳朴诚善的乡下人，最后被城市的种种凶险与腐败击垮，变成一个委琐无力的孱弱者，一个自私卑怯的告密者，一个善于揩油的堕落者。
从上述作品可以看出，新文学作家早就注意到打工者这个群体，认识到这一群体之所以产生并不断扩大的必然性，并且对其命运寄予无限的同情，对其生存状态与精神状态予以深切的关注。应该说，这是一个十分值得珍惜的优良传统。
当今，随着现代化进程的加快，打工者的队伍越来越庞大，情况越来越复杂。上亿农民离开故土到陌生的城市与异乡谋生，离开熟悉的农业而从事生疏的职业，他们没有城市户口而生活在城市的地下室、工地简易楼与城乡结合部。他们的名称从非法的“盲流”到合法的“民工”或“农民工”，还有一个文绉绉的“打工者”。他们中间，有的会幸运地融入城市，有的则终将返乡，有的可以拿到血汗钱，有的则被长期拖欠，更有甚者，被欺骗、被转卖、被奴役，变成难以置信的新社会的包身工，音讯隔绝，让家乡亲人望眼欲穿，甚至从此阴阳两隔。
打工者大约占有中国总人口的10％，涉及面非常之广。这是社会上最活跃、也最不稳定的群体之一。打工者是社会财富的伟大创造者，也是关系到社会和谐的重要砝码。无论从文学应该承担的社会责任来说，还是就文学空间的拓展、文学生命力的生长而言，文学都要关注打工者的生存状况与精神状态。
打工者中间已经出现、将来还会不断出现表现打工生活的写手、作家，对此，文坛应该予以鼓励与扶持。但是，决不能仅仅把打工文学推给打工者，而是应该把打工文学的发展视为整个文学界当仁不让的职责。鲁迅、王统照、王鲁彦、丁玲、萧红等经典作家已经为我们做出了表率，今天的优秀作家理当在打工文学园地做出新的贡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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