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学术界，一般认为国人自撰文学史的开端时间是1904年，其重要标志是京师大学堂（北京大学前身）的林传甲和东吴大学（苏州大学前身）的黄人分别撰写的《中国文学史》面世，此后中国文学史的研究与编撰工作就从未停止过。尤其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中国文学史的研究与写作出现了许多亮点，先后诞生了几部影响深远的中国文学史专著。比如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胡适的《白话文学史》以及郑振铎的《中国俗文学史》。新中国成立初期，学术界对中国文学史的研究与探索热情未减，但因视野受到诸多局限而成果不大。十年“文革”后，经过拨乱反正和思想解放，新时期的学术界对中国文学史的研究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热潮，产生了一批能代表新时期研究水平的文学史专著，像褚斌杰、袁行霈主编的《中国文学史纲》，林庚的《中国文学简史》，章培恒、骆玉明主编的《中国文学史》，郭预衡主编的《中国古代文学史》等。中国文学史研究似乎在努力挣脱诸多藩篱，以期实现实质性的大突围。许多学者、教授和作家都纷纷乐此不疲地投入到中国文学史的编撰工作中，中国文学史也由此进入了前所未有的高产期，每年都有十几部甚至几十部的产量。据相关资料统计表明，从20世纪初到21世纪初的一百年间，中国文学史的总产量已超过了千部。其中，1949年10月之前出版了77部，新中国成立后出版了930余部。而绝大部分则是近二十多年间出版的。

    如今的文科大学生，在不同的大学所学的是不同版本的《中国文学史》，这早已不是什么新闻。而说白了，这“不同版本”，其实就是大多标有本校教授编写或参与编写的版本。特别是名牌大学和重点大学的中文系，都以使用自编的《中国文学史》为荣。就此现象，有些学者指出，目前高校正在使用的数十种《中国文学史》，相互之间的“袭编”现象很严重，甚至由此不时引发一些著作权纠纷。而深为遗憾的是，中国文学史的高产并没有催生出“优质”版本。从众多中国文学史专著的编撰中不难看出，中国文学史研究普遍缺乏新文学史理论建构，对文学流变过程缺乏系统的理论研究。比如没有淡化史观和重视史事，没有淡化模式和重视思路；比如在写作中没有完全清除“左倾”思潮的影响而难以还历史本来面目，不注重人的价值与审美艺术分析；比如吃不透原著而在史述与文评中常犯知识性错误等等不一而足。

    本来，中国文学史高产并不是什么坏事，如果高产量同时也意味着高质量的话。但不可回避的事实却是，中国文学史的高产并没有出现高质。这种尴尬状况的长期存在，足以说明中国文学史其实没有必要高产，或者说根本就不该高产。因为我们需要的是真正意义上的文学史，而非只在产量上不断上升的文学史。

    与其高产，不如优生。显然，中国文学史的写作必须进行资源的整合，毕竟各自为阵的文学史写作无法避免诸多局限性和随意性。各高等院校之间的文学史研究力量，如果能加强横向联合，进而做到强强联手，那就一定能催生出经得起时间检验的优秀中国文学史专著。如此说来，学术界在回思中国文学史百年研究得失时，有必要对中国文学史的高产低质现象作出深刻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