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作家苏童做客市民文化大讲堂自述创作之路

文学帮你寻求生活中的另一面

“我觉得写作很适合我”

回顾自己走上创作路的开始，苏童表示应是小学时他听到的人生当中第一声表扬来自于自己的作文，自己的功课中得到红圈最多的也是作文，那时并不知作家是什么，但自认为作文很好，便想当一个写作文的人。“我觉得写作很适合我，我喜欢面对非常小的世界，这样我可以应付得来。”

对于作家的定位，苏童最为赞同美国黑人女作家托尼·莫里森的说法，托尼曾记叙文学是如何进入她的世界的，童年时她的奶奶爱好解梦，以致花钱收集别人的梦，托尼也曾卖过一些真实的梦给奶奶，后来又开始编造梦，这成为她走向文学之路的开始。“她说，作家是个卖梦的人，这个梦一卖卖一辈子，我对此也感同身受。”

苏童表示自己的童年生活也有着独特的经验，在他不到十岁时曾因肾炎引起血液问题，有一年多时间整天只能躺在一个竹榻上看着院落里的天井，因此他后来的作品里多次写到天井里的雨啪啪掉在石板上的情景。他病愈后常常跑到门前小河中撒尿，于是河岸、河岸旁的工厂和邻居等都成为他小说中最真实的幼时生活场景。“那段生活在心灵上是我后来小说创作的一个根据地。”

1980年苏童进入大学，像当时几乎所有中文系大学生一样，苏童也很热衷于朦胧诗写作，“我那时大量的诗作都是无病呻吟的东西，这种矫揉造作也是我文学创作的开始。”苏童说那时他还是个懵懂的文学青年，为了发表而写作。在不懈地写作后，从1987年开始，苏童发现自己的作品寄出去后基本都能发表，而不再总是遭遇退稿，这使他坚定了写作的信心，并决心要写一辈子。

“文学提供了超出部分现实生活的现实”

使苏童最为人所知的是他的《妻妾成群》被张艺谋改编为电影《大红灯笼高高挂》后大获成功，“其实我最初写《妻妾成群》时的想法非常文学化、非常简单，那时我被誉为先锋小说家，我在写了很多别人看不懂的小说后想写一篇别人看得懂的小说，于是用一个非常传统、一夫多妻的封建家庭，来讲一个真正最中国的故事，当时并没意识到这会成为我的一个代表作，并推翻了自己的先锋面目。”苏童笑言，《大红灯笼高高挂》成功了他也跟着成功了，那时他总不停地接到电影观众的电话，问他一些与他的写作完全无关的事情，这使他感到自己的身份变得紊乱了，有些事令他哭笑不得，“有个新加坡观众居然致电给我，说看上了巩利饰演的四姨太使用的敲脚锤子，要和我合作开发，其实我的小说中并没有这东西。”

苏童说他创作《妻妾成群》是积极的，写《红粉》则是惯性，再写《米》是惯性的惯性，又写《妇女生活》则是功利的需要了，因为当时要出一本小说集。“很多读者都会通过文字来揣摩作者的生活，有读者称我为妇女问题的专家，我太太听了之后发出三声冷笑。”苏童的幽默引发了现场听众的笑声。苏童表示，日常生活的现实与文学中的现实之间的关系其实是文学提供了超出部分现实生活的现实，文学能帮你寻求到生活中的另一部分现实。

“文学与时尚没有关系”

在结束讲座后，深圳市民与苏童进行了热烈的互动交流，一位市民问到苏童如何看待华人作家无缘诺贝尔奖，苏童表示，对诺贝尔奖有热情是好的，但诺贝尔并不是中国当代文学必须要的归宿，它所分发出去的荣誉不过是几十个评委的个人眼光，“经典文学不是一个学院所决定的，而是历史、时间、人心所确定的。”

谈到“文人”、“诗人”的称谓如今有时竟沦为骂人的话，苏童也感到很不能理解，但他仍不失乐观地表示：“近几年从事文学的人越来越少，其实也是件好事，真理是掌握在少数人手里的，为数渐少的这些文学爱好者更是最坚定的铁杆文学爱好者，这对文学来说也是有利的。”苏童说，文学与时尚没有关系，时尚是让人们以最快的速度记住它，而在第二天又以最快的速度被忘记，而文学则是人们慢慢记住它，从此一辈子都忘不了它。

在回答一位市民的“你现在的写作理念是什么”这一问题时，苏童表示他最大的写作理念就是“忠于自己”，“虽然写作依然是种谋生手段，但我只写想写的东西，不想写的断然不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