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新京报》对小语种翻译现状做了报道和系列讨论，引起了对这一话题的关注。记得还是年初的“重现经典”系列书研讨会上，社科院研究伊朗文学的穆宏燕老师不无感慨地说，欧美文学都已经开始“重现经典”了，但西亚的波斯、伊朗等地的文学连经典都还未曾被译介过，小语种文学的翻译与引进，实在是一个让学者和出版人都尴尬而又无可奈何的话题。

    事实上，不仅小语种文学的翻译状况令人担忧，就算是英美文学的翻译介绍，好的译者同样难以寻觅。连续三届的译文出版社举办的翻译大赛，不仅一等奖连续空缺，就连二等奖也是海外华人获得。据评委之一、《世界文学》副主编高兴介绍，严格地说，就没有译文能够得奖，只是借此机会鼓励下还有兴趣参赛的选手罢了。而英语之外的小语种翻译，就更难引起大众的注意和兴趣了。

    眼下出版市场如此功利，恐怕是小语种翻译严重缺失最重要的原因。古人好“坐而论道”，今人重“成本与收益”的性价比，为数不多的相关人才纷纷流落到收入更高而要求更低的商业机构，也就不足为怪。翻译是文明沟通的重要桥梁，而文学翻译则是深层次了解不同民族文化的重要方式。小语种翻译的缺失，文学的边缘化，其实是目光短浅的表现。

    文学是了解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最佳窗口，其作用本是丰富国人视野，将各种文明形态与民族的生存状况引入公共领域，不会立竿见影但会开启思想之门。上个世纪中叶，我们惟俄语文学的马首是瞻，排斥西方的商业与通俗文化，今日，又将西方的消费文化成批复制，如此，头疼医头、脚疼医脚，着实令人担忧。

    哈佛大学的宇文所安教授曾自嘲，父亲担忧其业中国诗难以为生，然尚能自立，实属侥幸。其实，美国一流大学不仅有中国文学课程，而且基本都有像人类学这样在相当一部分国人眼中毫无用处的专业。虽然美国大学生找工作的机会并不比中国大学生要多，但校方的培养理念却不会因此而转移，这恐怕是急功近利的中国家长、中国校长要花上几十年才能明白的。

    今天，与其他小语种地位类似的汉语，在一直叫喊着“走出去”战略，却对与自己经历地位类似的文明如此漠视———昔日盛唐广纳百川的气象，已被封存为历史的荣光。

    林岗先生（中山大学文艺学教授）说过这样一段话：“我们的文明，未来极有可能像许多古文明一样，拥有灿烂的过去，但最后散落成碎片，被融化和吸收到别的民族当中，自身作为一个整体不复存在。”相反，在五四时期，中国的前辈学人其眼界与心胸更令人叹服。那时，中国知识分子在面对外来文化时的自信与兴趣，都令我们这些后辈汗颜。其时，获诺贝尔文学奖的泰戈尔访华，国人不是如同今日一般趋之若鹜，而是讥为“印度的阿Q到中国来了”，无人注意的俄国作家安德列夫、阿志巴绥夫，倒成为了鲁迅的最爱，并从中获得养分，成就了一代文学大家。可见，文学并不与经济相同，不同的精神气质和不同的思考方式对人有不同的益处，多元的文化对我们这个生存形态各异、社会差距加大的多民族国家，尤为重要。同时，与可持续的经济发展一致的是，多元并存才是在全球化赢家通吃的年代里还能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保证。

新京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