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5月，《花城》创刊，创刊号刊发了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高行健的小说处女作《寒夜的星辰》，当时，编辑部轮阅这篇小说时对其散文笔法有不同意见，终审者写道:难道小说就不能这样写么？那个时候，虽然春天已经降临，大地依然寒冷。这样大度地对待稿子显示了一种开放前沿阵地的新气象。

    正是这种新气象使得刚刚诞生不久的《花城》受到全国文学界的广泛关注，并赢得了“四大名旦”的光荣名号。1981年1月，在镇江金山寺举行的全国27家文学期刊编辑会议，几乎所有当时重要的刊物都出席了这次会议，这次会议在期刊历史上是非常重要的。就是在这次会议上，大家归纳了“四大名旦”:《收获》以其老成持重称“老旦”、《花城》以其婀娜多姿称花旦、《当代》以其理直气壮称“正旦”、《十月》以其清新潇洒称“青衣”。(朱穗:《文坛的“四大名旦”》，香港《文汇报》1981年1月1日。)别看这么个称号，流传十分广泛，宣传效果很大。

    八十年代为《花城》杂志赢得广泛声誉的是其报告文学，报告文学是以文学的笔法来报道真实的人事，因为报告文学首要追求是真实，这就使得它必定要面对诸多的压力，这时，勇气和智慧缺一不可。据王蒙自传中回忆，当时一篇报告文学发表后，其反面传主王守信被处决，该作获奖，这种生死攸关的沉重教训是我们重返八十年代文学现场的警示灯！有助于我们穿越浪漫情怀、激情想象的屏障触摸到事物的真实温度。

    经历了新时期初文学的激情岁月、期刊的辉煌时期之后，文学渐渐回到自身的轨道上，那些附着在文学之上的关于现代民族——国家的建构及想象功能也渐渐被抖落。

    八九十年代之交，随着市场经济对计划经济的替代，文学刊物的经济压力日益增大，许多文学期刊面临凋敝。当文学越来越回到语言、回到形式，回到狭小的转角时，刊物何为？时代已经将这个命题摆在文学期刊的面前。文学刊物出现了市场化和纯文学化的分野；同时写作也出现时尚写作与严肃写作的分野。

    《花城》舍弃了曾经给它带来荣誉的纪实性文学栏目，坚定地拥护纯文学的想象力和创造力，支持叙事革命，与作者、读者一起分享创造的欢悦。世纪之交，在诸多刊物纷纷调整步履迎合消费市场的时候，在增刊、选刊抢夺市场的时候，《花城》不为所动，一如既往地默默耕耘。作为花城出版社主办的刊物，且置身商业大潮前沿的广东，《花城》杂志不可能不面对诸多利益的诱惑，也不可能不感受到商业无孔不入的压力，但是作者的信任和读者的忠诚给了《花城》缓慢前行的耐心和信心。

    20多年来，《花城》曾经刊发过遇罗锦的《春天的童话》、张洁的《祖母绿》、周梅森的《沉沦的土地》、吕新的《抚摸》、格非的《锦瑟》、顾城的《英儿》，王小波的《革命时期的爱情》和《白银时代》、史铁生的《别人》、林白的《一个人的战争》、陈染的《私人生活》、蒋韵的《栎树的囚徒》、东西的《耳光响亮》、徐小斌的《羽蛇》、阎连科的《日光流连》、莫言的《我们的七叔》、张梅的《破碎》、葛红兵的《我的N种生活》、李洱的《花腔》、毕飞宇的《青衣》、王祥夫的《上边》、韩东的《扎根》、王安忆的《世家》、苏童的《手》、魏微的《化妆》、李傻傻的《红X》、夏榆的《天黑黑》等等小说佳作。

    让作品与读者对话，让作品传达刊物的趣味，让作品演绎文学的秘密。刊物像一个如期而至的信使，在作者、编者和读者之间建立起意与神的交流。

    在2002年末《花城》进行的一次读者调查中，来自四面八方的反馈信显示:《花城》读者素质普遍较高，基本为高中以上文化水平，高校学生尤多。读者面非常广，既有海外的华人，也有偏僻地方如西藏、西沙等地的文学爱好者；京、沪、穗和西安、南京、杭州、成都、武汉、昆明等地的读者非常密集，还有部分读者从创刊以来一直忠实地订阅《花城》，有个别读者表示他们从创刊至今保存《花城》一期不漏，如果《花城》编辑部需要，他们随时愿意赠送。不时有媒体的记者主动上门或电话采访《花城》杂志的历史和今天。也有批评家、学者常在文章中给予《花城》以美誉、鼓励或建设性的意见。

    读者是刊物意义的来源！读者的鼓励、支持和盼望给了《花城》继续坚守的勇气和力量。如果一定要在读者的数量和忠诚之间抉择，《花城》不合时宜地选择后者。

    对先锋实验性的推崇使《花城》与其他林林总总的刊物区别开来，同时以其卓见和胆识在文学界保持良好的形象。

    基于此，《花城》杂志在2004年隆重推出的“花城出发”栏目，在坚持该刊宗旨的基础上着力发掘新人新作，张扬原创精神，为文坛培养后继力量。让新人粉墨登场不仅考验编辑的眼光，更考验刊物的勇气。以名家办刊是省力的也容易取巧的方法，但是，培养新人对刊物而言更是责无旁贷的长远理想。“花城出发”栏目还借鉴了以往访谈录的做法，除了集中推作品以外还配了较详细的访谈，对于阐释作品及了解作家的创作情况大有裨益。

    《花城》的“诗歌”栏目在诗歌界一直有很好的口碑，虽然每期刊发的数量并不多。“现代流向”和“花城论坛”两个理论栏目也比较引人注目，既没有纯学术刊物的陈腐之气，又能够针对当前的文化境况发言。

    最近，《花城》杂志增添了“作家书信”专栏，由著名作家史铁生开栏，由于身体原因，他和外界的接触不便，书信成了一个很好的交流工具。网络时代，书信似乎有点落伍，但文学总是在人们奋勇奔跑时讲述着后撤的渴望，在急速的社会中散发缓慢的诱惑。这种书信往来涉及了当代作家们对于文学及时代的思考，让读者更好地了解文本外的作家的日常思想及生活。下一期我们将刊登青年作家陈希我的《一个理想主义者的三封信》，虽然言辞激烈、观点也略略偏颇，但能引人深思。也欢迎广大作家加入到这个栏目中来。

    见证了文学的繁华与寂寞，亲历了文学位于前沿处的光芒与边缘处的思索，《花城》依然坚持自己的初衷——自1979年5月创刊以来始终如一的情怀——“您最后的精神家园”。
 来源:文学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