柯岩：我的文学之路

柯岩口述　陆华整理

2007-6-14

原载《文艺理论与批评》2007年第2、3期

　　柯岩（1929—　）原名冯恺，著名作家、诗人。满族，籍贯广东南海，1929年7月14日生于河南郑州一个铁路职工之家；学生时代就参加了进步学生运动。1947年开始发表散文。1948年，考入苏州社会教育学院戏剧系，正式接触戏剧艺术。翌年5月，参加了革命，先后在中国青年艺术剧院创作组、中国儿童艺术剧院创作室从事剧本写作。1953年，参加赴朝鲜慰问团， 195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中国作家协会专业作家，《诗刊》副主编，全国文联委员，中国作家协会书记处书记、主席团成员，中国报告文学学会副会长，中国诗歌学会副会长，中国人民保卫儿童委员会委员，北京关心青少年教育协会副会长、《诗刊》、《人民文学》等全国性刊物编委，多所高等院校客座教授，并被选为全国少年儿童先进工作者、全国青年思想教育先进工作者、全国工读教育先进工作者、妇女先进工作者等，系中共十二大代表，全国第八、九届人大代表。

　　半个多世纪以来，柯岩以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坚持深入生活，坚持社会主义创作方向，创作了大量的诗歌、小说、散文、报告文学、戏剧、影视作品及文艺评论，目前，她已出书五十余部，又《柯岩文集》六卷，共约500多万字。部分作品选入多种课本及多种辅助教材并被译成英、法、德、日、俄、西班牙、朝鲜等国文字出版，多种作品多次获得全国性文艺大奖，2006年7月获得国际诗人笔会颁发的《中国当代诗魂金奖》。其作品在艺术上刻意求精，既豪放壮阔，又清新明丽、真挚感人，具有自己鲜明的艺术个性和独特的艺术魅力，享誉海内外文坛。

一

　　我人生的道路最大的转折是从在妇女教养院工作开始。1949年5月我被分配到北京中国青年艺术剧院工作。到青艺以后有的同学分在了演员队，把我分在创作组。一到创作组，经过一两个月集中政治学习，马上就下厂，下农村，下部队。49年底，刚从发电厂搞护厂斗争回来，紧接着又到妇女生产教养院改造妓女。妇女生产教养院一夜之间把北京市的妓女都与社会隔离开集中起来进行教育改造。剧院的一位老同志带我们去的，我始终很怀念她。这位同志叫吴一铿，很爱才，自己也很有才气。她特别注意培养年轻女同志，带着我和另外两个演员队的女孩，参加到这个以公安部门为主的工作队伍，历时八九个月，在教养院帮妓女治病，给她们讲我们刚学过的社会发展史，讲阶级压迫，启发她们的阶级觉悟。这对我一生的转折很重要，对我的世界观转变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我从小比较喜欢文学，这和家庭的影响分不开。从很小时我爸爸就教我念“生不用封万户侯，但愿一识韩荆洲，”之类的诗，“你看文人、作家多伟大，不愿封万户侯，黄金如粪土，只有文章才是千古事。”我很小就尊崇这些，参加革命后，又进一步批判了只为自己成名成家的思想，决心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按现在的说法，我父亲是自学成材的知识分子。我的祖父是清朝的一个小官，本来家里生活条件应该很好，但我父亲因为婚姻问题和家里决裂了。他和我母亲自由恋爱，被祖父赶出家门。我叔叔和姑姑都受过高等教育，被送到国外去学习。而我父亲念完中学便无法继续念书，到铁路上给人家抄抄写写，并在“交大”上函授，取得了函授文凭，慢慢从技术员升为帮工程师（相当于现在的助理工程师）、副工程师，直到中年以后才转成正工程师。

　　他爱好艺术，特别喜欢李白和陆放翁的诗，一天到晚自己写诗，还写过小说，自学了法文，翻译了一些今天看起来没有多大文学价值的，法国当时风靡一时的樊德摩斯侦探小说。今天看起来虽然没有多大文学价值，但它反映了法国当年的社会和黑社会，非常有可读性。他翻译主要是为了生活，但译文的文笔优美，很吸引人。稍有时间他就教我们念诗，讲那些大家的为人和作品。这样的家庭对我们有一些熏陶。

　　1937年，我七、八岁，当时父亲在平汉铁路当副工程师。抗日战争之后，他去修滇缅公路、滇缅铁路，我们跟着他一路流浪。那个时候象他这样的公务人员，生活是很困难的。家里的姐妹要不就得靠奖学金，要不就得上公费学校。他的工作今天跑到这儿，明天跑到那儿,我们学习不是按学期，而是跟着父亲的工作转。父亲比较喜欢我，我从小就跟着他在火车上转来转去，跑的地方很多。人民的苦难那样深重，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父亲认为无党无派最清高，铁路上集体参加国民党，他不参加，他就是当时所谓的清高文人，只读圣贤书。

　　我妈妈很聪明，可是没有多少文化，只念过几年书。她非常羡慕我的姑姑，我姑姑是老协和医院的眼科大夫，叫冯惠禧。1977年发表了鲁迅给冯惠禧大夫的诗，就是她，她当时在协和医院是一个很有名的眼科大夫。许广平是我父亲的一个表妹，在北平上学时经常到我家来。过去我们从来不说，因为鲁迅太有名了。我妈妈也非常羡慕许广平这样的人，认为她们很有本事。她认为妇女有本事才不受人欺压。她跟我父亲违背旧礼教结了婚，但是家庭经济困难，家里孩子多，也经常闹得不愉快。闹得不愉快的时候，因为父亲是养家糊口的人，他可以发脾气，妈妈就得忍气吞声。所以妈妈主张妇女独立，认为像我姑姑、表姑那样活着才有意思。她一生已没什么希望，便把希望寄托在我们身上。特别是女孩子，她认为一定要有出息，要象我姑姑们那样，所以整天让我们读书、读书。

　　这样一种家庭，当时又是抗日战争时期，国家那样的情况，使得我和我的姊妹都拼命读书，但受的教育很不完备。我念完四年级，父亲去修铁路、公路了，把我们寄放在一个世交农村的家里，或没有学校的地方，这样就只能在家里呆着看闲书。到了另一个地方长了一岁了，但是没有学历，同时上学交学费很难，就努力跳班。小学我大概念了四年，中学一直到抗日战争结束，我念到高二，本来应该是五年，我大概顶多念了两年半，上初一就逃难去了，初一下没念，就念初二上，初二上没念完，二下干脆没念，又去念初三上，初三下没念，就去考师范学校，因为上师范学校不要钱。这样上学，数理化很难跟，越难跟越没有兴趣，本来我对文学就感兴趣，所以在课堂上也看小说，一到考试的时候，晚上就到厕所里去念书，应付考试，对文学艺术的爱好就这样慢慢形成了。

　　爸爸常年在外面跑，我们给他写信，信写得好他就给划上圈寄回来，说明为什么好，什么地方写得不好，为什么不好，给以鼓励与帮助。他还常常提起谢冰心，说她写过《寄小读者》。将来我们有出息就得像谢冰心那样。那时不敢想当作家，以为作家是云端上的人，那时想要能当上新闻记者就了不起了。

　　抗日战争胜利，我们生活稍微好些了，我哥哥毕业出来了。我们家再穷也要念书，吃饭都无所谓，在云南常没菜吃，炸点辣酱就行了。我几个哥哥都上了大学，他们毕业后又来供我们。他们都是学理工的，只有我一个人是学戏剧创作的。我们家就是要念书，过去就是要个人奋斗。我参加工作后整天批个人奋斗。现在想想，整天批个人奋斗有点“极左”，完全为个人奋斗当然不好，但人总还是要有进取精神，为集体奋斗嘛！

　　我想考复旦大学新闻系，考暨南大学外语系，数学卷子答得一塌糊涂，都没考上。我是在武汉考的苏州社会教育学院。师范和社会教育学院都免收学费，因为人们都不愿进这样的学校。过去有句俗话：家有三斗粮，不当孩子王。我没上高中，上了昆华女师，不但学费不交还给饭吃，饭吃得很糟，常没菜吃，吃辣酱。社会教育学院也不要钱，有音乐系、戏剧系、电化教育系、图书馆系。我抱着碰碰看的想法考戏剧系，竞争比一般大学更激烈，但不知怎么考取了。武汉考区就上千人，戏剧系只收了三名，大概类似今天的特招吧。为此，我父亲非常生气，本来他最喜欢我。我考上这个系，他不让我去。我想:“不让我去也没有饭吃啊，而且我中学已经毕业了。”我跟父亲说：“一定要去。”他说：“你一定要去就不认你这个女儿，家里再穷也不能当戏子，戏子是下九流的。”妈妈和我给人打毛衣，挣钱做路费去了学校。在社会教育学院念了一年，1949年初苏州解放了。学校动员参军参干，我本来报名参军南下的，当时正在集中待发，这时中国青年艺术剧院到上海招人，不知怎么苏州学联就把我们推荐北上了青艺。

二

　　在妇女生产教养院，我感受很深。那些人，我们看他们很可怜，但她们自己却没有这种感觉。以前我只是从曹禺的《日出》、外国小说《亚玛》和托尔斯泰的《复活》、还有清朝的小说《九尾龟》等作品中了解妓院生活。当时国家民族都在水深火热之中，自己又小，家里很困苦，因此这些东西给我的印象不是很强烈、很深刻。而且现在看起来这些作品对娼妓制度的批判写得也不是很深刻，像《九尾龟》描写妓女、嫖客的生活津津有味，还把他们美化了。但一到妇女生产教养院，所见所闻都是一些血淋淋的现实。妓女分一等、二等、三等、四等、直到五等。一等妓女弹钢琴，说英文，住好几间房子，接待社会的阔老、军阀、美国军官……，她们认为自己的生活好得很，出去也是打扮成女学生、阔家小姐。她们都是被卖的，但是叫她诉苦，都说没苦，还说：“妈妈对我们好得很，我们在家说一不二，客人我愿意接的我才接。”接客不叫接客，叫交朋友。二等妓女生活还能温饱，到三、四等妓女就惨了，生上疮害上性病，疼得要命，还得接客，腿烂的呀，到医生那儿给她们上药，叫你觉得那简直就不是人，从腿根烂上去，肠子都看得见，没法走路，疼得要命还要接客，给她们治病她们是感激的。四、五等以下的就更不能看了。这些人在城门外靠着城墙搭一些小木棚、破土屋住，一排一排直到城墙拆掉之前还有人住，都是些不能生活的人才转到这住。没有接触过这种生活的人看不出名堂，但接触过这种生活的一看就知道，都是已经转辗卖到最后病到不能活的妓女住在那儿，领家给搭一个土炕，连床也起不来，吃饭由老鸨给扔两个窝头，一罐凉水，一天却要十几个、几十个地接客像畜生一样，甚至比畜生还不如。，就这样把各种性病再流传到社会上……以前自己的阶级觉悟是书本上的，到妇女生产教养院后给我们上的才是活生生的阶级教育课。

　　我们启发她们的觉悟，首先让她们讲家史。你家有什么人？为什么走上这条道路？她们就编：家里很阔，怎么在后花园私定终身，半路上又怎么被人抛弃，或者在路上失散了，被人骗了。编一大堆故事，都编得很惨。她们过去给嫖客编惯了。我们几个小姑娘哪里懂，有很多事不清楚。她们非常看不起我们，常讥笑我们说：“你们懂啥！”她们边讲我们边陪着哭。过几天，她又说：“同志，对不起你们，我说的是瞎话，我重新给你讲。”又编一套，我们又陪着哭。而且她们有很多旧习难改。因为是军管，有一个班守着，不让她们和解放军接触，人家在那站岗，她们就想方设法去勾引，没事打开帘子就往人家身上扔东西，往脚下泼水。解放军每天晚上开班会就气鼓鼓地说谁招惹我了，谁往我身上泼水了。他们每隔两三天就得轮换，因为她们认识了就会拼命去勾引，积习难改，搞得我们每天也是气鼓鼓的。可是公安局的大姐就不象我们，在她们的带领下，很快我们的工作就不是这样老让她们讲了，没有用。公安部门的同志或者象吴一铿大姐这样的老的文艺工作者很快就停止了一般性工作，发动苦大仇深的妓女，如四、五等妓女开展诉苦运动，慢慢地这才一点点地提高了认识，开始吐露真情：“这真是畜生样的生活呵！我怎么就落到这一步的呢？我也是好人家的孩子呀！”家里怎么被地主逼租，或原来是童工，后来怎么被人糟蹋，被人拐卖了。……那真是血淋淋的民族压迫史和阶级压迫史，慢慢地整个工作被推动了。

　　这样的工作，不但改造了我的人生观，也改造了我的艺术观。我学生出身，学戏剧文学，要么奥尼尔、要么曹禺、莎士比亚。不懂得尊重祖国戏剧传统，地方戏在我们这些洋学生的脑子里更是不入流的。当时我们组织妓女看《日出》，她们嘻嘻哈哈笑，就是翠喜出来的时候安静一会儿，其它地方她们象看西洋景一样东张西望嘻嘻哈哈地乱招呼。平时她们被分别关在八个所里不能外出的，所以到剧场一见面，你叫我，我叫你，大呼小叫地。可是演评剧《九尾狐》时突然就安静了，我印象深极了，演地主怎么把佃户的老婆糟蹋了，把佃户的女儿糟蹋了，怎么卖给人贩子，怎么给人当小老婆，最后又卖给妓院。看到激动的地方，一个人先哭起来：“我的妈呀！”接着全体都嚎啕大哭：“我的妈呀！”她们的感情既是真实的，又是夸张的，加上表演的成分。台上演戏，下边就妈呀，娘呀的又叫又哭，真是惨不忍睹。从此，我渐渐地有意识地学习和研究“民族化”、“大众化”、“普及与提高”等问题了。

　　评剧原来也是很值得尊重的一个剧种，这次演出对我的艺术观是一次很大的冲击。我生在那样的家庭，我爸爸我妈妈都是要我们读书，要奋斗，无党无派最清高。在学校，我的一个很要好的同学是地下党员，他启发过我的觉悟，但是我没有觉悟，我要当一个艺术家，到青艺参加革命穿上军服，心里想的仍然是莫斯科艺术剧院。这个地方不仅改造了我的人生观，认识到共产党真伟大，进城没几天，立足还未稳，就开始铲除几千年来根深蒂固的娼妓制度，着手解决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一个政党，都从未解决过的人类社会最残酷、最丑恶的事物。我觉得自己应该投身到这样伟大的事业里头去，献身这个事业。我跟吴一铿大姐说：“我要入党。” 吴一铿大姐很高兴，问：“你为啥要入党？”我说：“我觉得党伟大。” 吴一铿大姐说：“你才十九岁，你首先要解决入团问题。”我说：“好吧，我在团里呆几个月就转党，好吗？” 吴一铿大姐觉得我太可笑了，说：“那要看你的表现。”我说：“我表现不是很好吗？”完全没有认识，非常幼稚单纯，只不过初步认识到这是伟大事业，投身进去，人生才有意义。

三

　　我们那个年代搞创作是很艰苦的，每年要打着背包下去八至十个月，同吃同住同劳动。不论恋爱、结婚、生孩子……雷打不动。我有两个孩子。我的孩子在同龄人中算少的，干事业都来不及，整天下去。我生第二个孩子的时候大出血，抢救过来的。大出血产假有的给半年，有的给九个月，我的孩子出生才两个月，我就打背包下去了，一去一年，同吃同住，浮肿、肝炎就是那时候得的。大娘心疼得很，说：“把孩子抱来呀。”那时正是三年困难的时候，老百姓苦得很，吃糠咽菜，吃白薯梗、玉米骨头。从那以后我的身体就不是很好了，我以前身体可好了，下部队和战士们一起摸爬滚打，跟铁道兵比着扛枕木，他们照顾我们，只让扛一根；可真干起来，他们扛两根，我们也就拼命去扛两根；他们逗我们有的就扛三根，三根我们是死也扛不动的，就气鼓鼓地，连长、指导员就批评他们……下温泉工读学校时，在黑山岵过去温泉那儿，我从来都是骑车去，穿过几个城区来回，跟小伙子一样干，但是觉得天经地义，你去了能不跟人同吃同住同劳动吗？当然你说有没有点幼稚？也有点幼稚。但那时的我们确实是心比天高，壮志凌云，以苦为荣，以苦为乐的。至今想起来还是很美好、很真挚、很充实的。现在有些年轻人认为不可能理解，甚至嘲笑我们的理想、信念说我们白活了……

　　青艺搞文化列车，出去为铁道兵服务，到农村去服务，后来抗美援朝……。那时我们的生活就是这样，去一个地方，大批人马移动之前，创作组搭普通列车先走几天。比方说，大家今天在牡丹江，我们就先到哈尔滨、齐齐哈尔，到大工厂，写一些当地的节目，写完了，演员到了就排练演出。有一次到湖北，写了一个湖北方言剧，演员挑来挑去，没有人会说地方方言，有几个能说四川话，只有一两个能说湖北话。我在湖北上过学，于是我们创作组的人就干脆上台去演戏。平时比如扭秧歌缺人，群众演员不够，我们就上；有时风大极了，幕布都吹飞了，我们就坐在幕布上当大石头压幕布。至今我认为做普及工作的文工团生活对从事艺术的人是一种很好的锻炼。

　　那时创作组的生活很艰苦，但我觉得这些对我都不是事，重要的还是思想上的很多矛盾、很多冲突。世界观立足点的转变不是一朝一夕的事！过去老反右，基本上不反左，现在，特别是粉碎“四人帮”后，思想解放，既反左又反右，前所未有的，自己逐渐地在这些问题上越来越明确。一个人只为个人追求成名成家是不好的，但为祖国、人民成名成家还是应该的。如果都是一点事也干不出来，我们怎么走上世界文坛？1962年陈老总讲过，他说：“就是要成名成家嘛！”可是文化大革命一来，好家伙，成名成家成了反革命，想不通啊，怎么成了反革命？过去只是一般思想问题。经过痛苦的思索，经过我们党的挫折和失败，经过自己风风雨雨的道路，我认为作为一个作家，象我这样人民一手培养起来的作家，总不能忘记自己的社会责任感吧？人各有志，有人愿意高高在上，蔑视群众，争当精神贵族，但我要做一个为人民服务的作家。人民养育我们，花了那么多心血培养我们，如果什么时髦我就写什么，对得起人民群众吗？其实对我们这样写了好几十年东西的人，要追个时髦赶个新潮并不难。你不是写三角恋爱吗？我保证比你写得好。你写四角恋爱，畸恋乱伦，我写八角恋爱也不成问题，多少还有点改造妓女的生活，有和公、检、法比你们多一点的联系，有些对黑社会的了解；就是从业务上说，也多少还有点经验，有点技巧吧？别说什么畸恋、乱伦了，就是写形形色色性变态呀，性犯罪呀，也材料多多……问题是不能这样干！不该这样干！这些人一边大赚其昧心钱，一边骂我们“土”、僵化、不开放……那我也就说句不谦虚的话吧，像我们这个年龄的知识分子，从小在欧美文学和好莱坞电影包围下长大，上中学就读过弗洛伊德、萨特——因此，国门大开之后，对那些风靡一时的东西，不但不会眼花缭乱，是非不分；而且不至于香臭不辨，数典忘祖；自然就更不会拿着鸡毛当令箭，猪鼻子插大葱楞充大象，吓唬别人并以求闻达了！年轻人不懂事，也就罢了！可笑的是：他们的后台、唆使者，以“护花神”和“青年导师”自居者，可叹啊！不少恰恰是当年狠批我们右的理论家和领导同志。

四

　　1954年开始号召给儿童写东西。1955年时，有一次，有人向贺敬之约稿，他写了一夜。我早上起来他还在那儿写，认真严肃。他平时的创作习惯是这样，家里人跟他说话，他就“嗯，嗯，”女儿就说：“和爸爸说话，有时他说‘嗯’，你不要认为落实了，其实他根本没听见。”他经常这样，笑嘻嘻的态度很好，不像我，我有事就说：“你不要闹，我有事。”把人家赶走。他不，他态度很好，含笑点头“嗯嗯，呵呵！“人家就以为这个事没问题了，其实他根本没听见，以后人家问，他说：“你什么时候跟我说了？”还很真诚。他平时写东西手里拿着小纸片在屋子里转来转去，酝酿时间很长，等到他什么时候坐在桌子旁，多半酝酿成熟了，一夜烟雾缭绕，第二天多少有点收获。那次奇怪，一夜不眠，纸上只有六行，还抹掉四行。我说：“写得怎么这么难啊？”他说：“真没想到给儿童写东西这么难。”我说：“这有什么难的，你去睡，我来。”那时我年轻不知高低， 又在青艺创作组工作，自是有点“牛”。结果他去睡了，那天我一下子就写了九首诗，看起来很偶然，其实不然。

　　我的童年是很寂寞的，基本上没有什么童年，很小就看大人的书。后来我父亲拿了稿费统统拿来买书，这时才买点《少年文库》之类的书，有时还到图书馆去借书拿回来，因为他可怜妈妈。我长大了才知道，给孩子讲故事真是一个苦差。但小时候整天逼着妈妈讲，我爸爸大概是很可怜妈妈就借一些《少年文库》之类的书回来，让妈妈念给我们听。冰心写的《寂寞》，给我印象很深。当然她写的是高级家庭，但象我们这样公务员的家庭也是很寂寞的，爸妈整天为衣食奔忙，哥哥、姐姐要去念奖学金，我小时候很寂寞。解放后，我一看到孩子就觉得他们太幸福了，总愿站在那儿看、欣赏，和他们扎堆儿，为他们使劲儿……。现在年纪大了才肯承认这些，那时十八九岁，二十来岁，特别不愿让人家觉得我小，总要装大。人家一看你关心孩子，问：“你喜欢孩子啊？”我说：“谁喜欢那玩意呀。”其实心里不是这样。现在年纪大了，说岁数都要实打实的不说虚岁了，恨不得往下抽点才好，小时候总说虚岁，越大越好。平时我自己积累了这些生活，自己却浑然不知。

　　贺敬之起床一看，根本不以为然，说：“你一写就这么一大堆，那能行吗？”结果他看了之后说：“嘿，真奇怪，还可以嘛！你什么时候积累的这些生活？”他觉得也许和我这个人的性格比较接近。我这个人性格比较爽朗，不是城府很深的人，有时生气哭一场，完了就算了，该干什么还干什么。他觉得这下省了他的事，挑了六首寄给《人民文学》。《人民文学》选发了其中的三首。寄的时候，他说：“这是一个青年作者写的几首诗给我看了，我对儿童文学没有把握，你们是有经验的，请你们审定是否能用？”那时我用柯岩的笔名，别人都不知道是我。结果反映强烈，我没想到，贺敬之也没想到。

　　那时我还没到儿艺。当时是号召全社会给孩子写东西。贺敬之写也是响应号召。因为受到了鼓励，约稿也来了，我后来就越写越多，贺敬之也写。《人民文学》够解放的，后来一次竟把我的发了黑体，把贺敬之的放在我底下，那时我感到非常扬眉吐气。实际上贺敬之对我很有帮助，但年轻时我决不承认。因为他那时已很有影响，是有名的作家了，我还是一个青年创作人员，写了不少东西，可不大被承认。那时真不像现在，我写了好几个戏已演了几百场了，还没谁管我叫作家。我总觉得人家承认贺敬之，不承认我，我很不服气。几首诗这样一登，真够解气的。当然我并不是说我就比他强了，不是。他在创作上有很多长处是我至今还在追赶着的，只是想说创作确实有个性之所近的问题。他对我要求也比较严，年轻时有时不听，现在慢慢懂了，那会儿也很浮躁，约稿一多，常常是：“行啦。挺好的啦！”他说：“不行，这根本不能发。”我说：“人家都要，你说不能发。”他说：“你现在年轻，”那时我二十五、六岁，“等将来你会觉得脸红，这样的东西都拿出来发表。”我说：“年轻嘛！”他说：“不很年轻了，你要对自己的笔负责任，对社会负责。” 我就算了，不发放在抽屉里，可是自我感觉挺好，这儿不是很新吗？那儿不是很好吗？他说：“你不能满足一点点，应该很完整。”他的创作态度是很严谨的。现在想想，是很感谢他对我这样严格的。

　　1956年成立儿童剧院，把我调去，我也同意了。最早的时候我提出过上儿童剧院，人家那会儿还不要我，说：“你在青艺写戏很好嘛，何必非上儿童剧院来呢？”我去报考文学讲习所，文学讲习所通知要我去，一通知要我去，儿艺就赶快要我去了。剧院有好几位同志报名，有的资格比我老，作品送去，人家都没要就要我了。我说：“现在要我，我不去了。”因为那时已小有名气，觉得留在青艺才大有所为呢。去儿艺，好像是大材小用了，不知天高地厚，十分幼稚。这时开全国青年创作会议，我当然最后还是服从组织分配去了儿艺，青年创作会议一开完，我根本没在儿艺落脚，就到北京第一所工读学校体验生活去了。

　　这是北京第一所工读学校，也是全国的第一所工读学校。教员是教育局从各个学校挑的年轻共产党员和优秀教师，去从事这个全新的事业。当时我读了马卡连柯的《教育诗》、《塔上旗》，觉得这是个伟大的事业，而且我有一段在妇女教养院工作的经历，还参观了其它劳动生产教养院等等，有这方面的生活，就非常有兴趣。在那儿呆了将近两年。我在那不是公开体验生活的，只有党支部和个别老师知道，大部分老师和所有的员工、学生都以为是新调来的老师。我做校长办公室的工作，也做团、队的工作，有时上课，有时也当生活老师，什么都干，跟所有调来的老师一样，但不像老师上那么多课。他们去上课，我搞家访，看材料，接触学生，研究老师，忽然哪个老师病了我就顶上去讲。我更多的是搞团的工作、队的工作 ，便于了解人。

五

　　在儿艺，我对儿童文学始终有我的观点，我认为不是只要写了孩子就是儿童文学，像托尔斯泰写的《少年》等许多优秀作品不能说是儿童文学，契柯夫写的有些儿童生活的作品也不能完全算儿童文学，还是成人文学，只不过它以孩子为描写对象。什么叫儿童文学？适合儿童年龄和心理特征的，主要以孩子为读者对象的才能叫儿童文学。我们在儿艺搞了一个剧目叫《飞出地球去》，告诉孩子，怎么飞出地球，天外有多少层，大气层外还有什么层等，当时是跟一个搞天文的一起合作搞的。儿童文学的题材，我认为大到天上地下，大到象长江大桥、边防战士、抗美援朝、解放战争、国际和平斗争、原子能导弹等等所有成人世界的事情都可以写。因为孩子不是生活在真空，他生活在成人社会中间，他在模仿成人成长，因此成人的形象应该在儿童文学里出现。整天教育孩子讲卫生啊，玩具呵，小花小草呵……这也需要，但老是这一套，孩子就永远长不大了，要逐渐地帮助他们成长，正确地引导他们进入成人社会。

　　我从来认为生活是创作的源泉，再有才能，没有生活，编得再好也经不起实践的检验，生活真是丰富多彩，生活中发生的事常常是你想象不到的。我在80年代初在《中国青年》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叫《失落和追求》。就是因为收到了很多信，你不是说要讲讲这篇小说吗？（注：指《寻找回来的世界》）这个长篇小说就是这样写的。50年代我在下面生活了近两年，当时很想写。但是我解决不了一个问题，就是典型环境的问题。当时确实是个别现象。那时我还年轻，根本驾驭不了这个题材，如果硬写会糟蹋了材料，肯定只会写出很多教育故事呵，好人好事呵……也不知道会出现什么情况，紧接着就反右了，越发觉得典型环境没法写了，后来看了戏剧学院的《草木神仙》，觉得很不理想，越发懂得它难，这才干脆放下了，但心里始终没忘记。

　　我和工读学校的同志是好朋友，是一同摸爬滚打过来的同志和战友。我和他们始终保持密切联系，直到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我被关在小黑屋里，一看砸烂工读学校，我坐在那就哭了。我说：“完了。这些人都会被打死的，连我没在那儿还打得死去活来，他们还能活吗？那些孩子都是打人的行家里手，打起人来不要命。”后来知道，他们基本上被老生保护起来了。这些事特别有意思，按照常规想象不出来，但是过后想想是对的。就像我在书里写的，市委书记说这件事一点不奇怪，就像很多孩子没得过病，没有免疫力。这些孩子得过病了，就有了免疫力，可不是吗？他从第一天进工读学校起就告诉他，打砸抢是流氓行为。怎么现在全社会都打砸抢起来了？这些孩子觉得不可理解。有的孩子从来没得到过温暖，到学校得到了温暖，这些人既是老师，又是父母，他们是非常爱的，怎么一下这些人变成了牛鬼蛇神？孩子们想不通。为什么坏人打好人？打砸抢成了英雄行为？他们不接受。就因为这些孩子得过病，经过治疗，有了免疫力。就象得伤寒，发了几个月的高烧，治好了，他有终身免疫力。工读学校的孩子要么改不好，改好的不太容易再变坏，而且比较有出息，因为他们有正反两方面的生活经历。所以我始终想表现这些默默无闻但十分了不起的老师。我对教师是很尊重的，我搞文学与小时候我的语文教员的鼓励也是分不开的。

　　我自己到工读学校逐渐懂得了特殊教育，而且我在工读学校那一段还跑了模范监狱、收容所、少年犯管教所、上海工读学校、孤儿院，统统跑了一遍，这条战线整个接触了一下，我觉得应该写。随着年岁的增长，特别是经过文化大革命，我要写出社会原因，不能光局限在工读学校里的教育故事，要写出人为什么会犯罪？要把它放在社会的广阔的背景中来写。社会、历史原因、家庭原因，孩子性格的原因，由于什么原因使他这样？孩子不一样，每个人的命运、道路、特点都不同。我也想写这些教师，但不止这些教师。青少年犯罪是个世界性的问题。每一次大的社会动乱后，青少年犯罪数量一定激增，这是规律性问题。很多人不懂，“四人帮”粉碎了，为什么还会有那么多犯罪？我在这本书里要回答这些问题。

　　“四人帮”时期打砸抢，这些孩子才一两岁、三四岁，跟着爸爸、哥哥在那儿审走资派，打人，抄家，抢东西，开头可能在那儿捡人家一个包，跟着翻出巧克力，趁人不注意放在口袋里，以后各种东西他想拿什么就拿。他没有认识现在粉碎了“四人帮”不能再干这个了。他照样，他觉得这是英雄行为。当时他才一两岁、三四岁，粉碎四人帮，他长到十一、二岁，十五、六岁，正是危险年龄，他能够收住吗？要说伤痕文学，这是非常严重的创伤，而且很不容易治疗。但我们写小说，总要立足治疗吧；不能光是展览甚至是欣赏伤痕吧？所以要从教师写到家长、教育局及市委，体现全党怎样进行综合治理。我不是不负责任地把问题展览一遍。你看社会多糟糕呀，孩子多可怜呀，同时把我的黑社会知识炫耀一番，完了，我两手一拍走了，读者从中受到消极影响与我无关，你们爱怎么办就怎么办，那不行。我得写发生这些问题由于什么？写它的原因、它的历史原因。现在要治，怎么治？为什么要治？因为我们在劳改、劳教战线的成就，国际的专家都承认这是中国人民对世界犯罪学领域的贡献。

　　小说发表，特别是广播后，反映比较强烈。直到前两天，广播电台的同志还给我打电话，现在他们还收到读者的来信，问到哪儿去买书？要求重播。他说：“重播太困难了，要播两个半月。”但他们也应听众要求而破格了，播完了又请《生活园地》的责任编辑去讲，把全国的反映拿去讲。《法制报》也转载过。很多人来信要我回信，多得我回不过来。所以《中国青年》杂志约我写一下，为什么要写这本书？我做了回答，题目叫：《失落与追求》（见《中国青年》1985年1月号）。

　　十年浩劫使我们每个人都失落很多东西，丢了东西怎么办？丢了要找。去找，也许原来的找不到了。比方说有人失恋了，爱人因为我没有文化抛弃了我，或者有人没上成大学，这些东西是找不回来的，但只要奋斗，可以找回另外崭新的东西。像我的小说中于倩倩这样，可以找回另外一个充满诗意的世界。这就是名言所说：“生活从你夺走的，必将以另一种形式予以补偿”。丢失了的东西，不能忘，丢失了的世界更要去找。不找，每天坐在这儿，抚摸伤痕，诅咒社会：哎呀，我真可怜啊，真倒霉呀，都是你们的错！我怎么办？没法活呀！这样只能是丢光完事。有很多青年给我写信，我很感动，或者爱人抛弃了他；或者是考大学没考上；或者是十年浩劫受迫害：“我现在没办法了；我已经三十了，别人也看不起我，现在还没职业，我现在就想自杀；”有的已经自杀过没有死。有人说：“这是一部激励人们为净化被污染了的精神世界去思考、去行动，去奋斗的了不起的作品，也是一个巨大的工程。这样的文学作品，是恢复人们美好信念的杰作……”有人说：“书中徐问、黄树林等出色的社会人物在我心中已超出艺术范畴，而成了活生生的真人，成了我生活的楷模，如果现在有人问我什么是幸福？我会毫不犹豫地回答：献身于人民的事业。”“从艺术的角度出发，我懂得了什么是回肠荡气、心旷神怡，什么叫异峰突起、跌宕起伏，什么叫悬念，小说不以崎情诡异招徕，而以平易朴实感人，带领读者追求崇高的理想境界。与其说《寻找回来的世界》是一部长篇小说，不如说是社会主义新中国的教育诗。如果世上真有什么净化灵魂的东西，那此书当之无愧……”有的说：“我看到这本书，我觉得要重新生活。”还有许许多多，无法一一引述。总之丢掉的东西是可以找回来的，关键在于要不要去找？怎么去找？有的人给我写信要求调到工读学校去，问我能不能帮忙？我想这些对于一个作家来讲是最高的奖赏。

　　还更多读者来信感情充沛，十分动人。这个你们可以到北京出版社总编室去要，我现在记不全原话了。这些信写得比较完整。他们说：“我觉得这本书给我最强烈的感想是写得真实。我觉得我周围的一些人和事，在脑子里不能解答的，在这本书里都涉及到了。社会上为什么有不正之风？为什么人会犯罪？对周围的人应该怎么对待等等，在这本书里都解答了，我一拿起这本书就放不下。”像这样一些反映，我觉得真是对作家最好的奖励。

　　我始终和工读学校没断联系，除了文化大革命我被关起来，他们也被砸烂。1979年恢复工读学校我去了，1980年我又去住了将近半年。那里的教导主任、很多老师都是我的学生或当时我发展的团员。有人来参观，我和他们的待遇可就大不一样了，刚觉得有点热，马上就有人过来帮我脱大衣，拿大衣；吃饭时我刚往哪个桌上一坐，马上有人给拿碗，好吃的都放在我的碗里……，其他客人觉得挺奇怪，说：“这个女士是谁呀？怎么对她这样好？”他们哪里知道：这些人不是我的战友就是我的学生，那种感情很难说的。他原来是个小流氓，你教育他成了少先队员、共青团员，重新回到正常人的世界，他会忘记吗？不会的。这些孩子也许他不会说什么，但他们的眼睛就始终跟着你，一心一意想为你做点什么，如果你有事让他们去做，他们会立即拔脚就跑：“没说的。”

　　这两年工读学校困难，不像过去，有的生源不足，有的资金短缺，过去是全社会的基金。现在也有从工读学校出来受歧视的现象，不大好办，有许多新问题。过去的教师清一色的都是年轻的党员，年轻力壮精力充沛，小子你闹吧，我也不要命了，咱们就泡吧。但是现在老师也有走后门去的，各式各样，有的根本不是教师、很复杂。所以我把它写成80年代初，我觉得它很有典型意义。

　　1979年正是拨乱反正、新旧交替，这样一个新旧杂陈、错综复杂的过程，现实性更强。其实很多生活素材、感情积累还是五十年代的事，现在一下就接上了。没有生活不行，生活底子越厚，写起来就越自如。我写这部小说最困难的是写造反派。有人摇身一变，成了超解放派，到底所为何来？我心里清楚。这些人永远想成为人上人，永远要攫取更多的东西。但写小说这么直说不成，你要写出他们的心理活动，只好又去找过去当过造反派的，或者现在他很好了，请他们帮我想。没改造好的人他才不跟你谈呢，他还在那儿摇身一变，换一副假面具追风、成了超解放派呢！后来我找了一个同志，原来他是一个单位的造反派头头，我说：“你肯说吗？”他说：“肯说。”我说：“你说说怎么回事？”他说：“说不上来，就是心里不痛快。”我说：“说具体的。”他说：“我那会儿说几点上什么地方 ，小车就开到我跟前来。现在我看见小汽车在人家那儿，心里就不那么痛快。可又想反正老子坐过了，但心里总不那么痛快。” 这还是挺诚恳的，他说：“我自己也觉得不好，本来这件事情人家提出来，我同意就可以了。我就偏要说两句不同意的话，或者我就要给他使绊子。这当然是很丑恶的了，我自己也知道，但有时不由自主地就这样。上去容易下来难，占有容易放弃难啊！”所以他说：”唉，现在我得好好改造啊。”我觉得很真实，就把它用上了：“说不清道不明的就这么不痛快，你干成了，那不就说我无能了吗？你有那我不就没了吗？我就得给你小子找点别扭、玩玩，不是白玩么？！”他说得真是很真实。他说：“看老家伙坐汽车嘛就算了，因为他受过罪，革命多年，现在新提拔的干部也坐汽车，我心里就更不痛快。”这些话都很真实。要叫我们就觉得整人家那么久就错了，汽车本来就不该我坐，现在我连看都不看。他不，他不这样想。当然，他也会想，是你们叫我造反的呀！现在又给我扒个精光，还这不对那不对。从他的心里想，也有某些合理的成分嘛！生活确实是创作的源泉，我写那些教师、那些校长都不困难，但对造反派微妙的心理不了解，就得补充生活。作家应该交更多的朋友，以上这些事，他可以跟我说，不见得跟别人说。你别说啊，因为不怎么光彩。他上了贼船，越来越坏，也有受害的一面。

　　造反派当时的情况也很复杂，多种多样。有的人是想报复，有的是想趁乱得利，有的是一开头就是要革命，但凭空想象的权利腐蚀了他……原因和结果都是各式各样的。有很多青年人就是要革命，他平常有些不满，一招呼就起来了。因为青年人不懂社会进步是很困难的。我年轻时也不懂，觉得一切都应该是完美的。为什么不完美，就是你们没好好干，不考虑事物错综复杂的原因。有的青年本来对院长有意见，后来一看，原来有些老家伙本来也不合呀：你当了正院长，我当了副院长，现在我就捅咕你；我想当导演让你当了总导演，现在我就捅咕你……，结果这个年轻的孩子就以为，什么说的那么好听，原来都是打着红旗反红旗呀，这个中间他又可以得到好处，权利、随从、吃喝玩乐一切都有呀！这样看，当然有片面性，因为他根本上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但他自以为明白，一切都看透了。于是，他慢慢就越来越坏，这是很自然的，我们从旁看很清楚，但他的心理的细微活动就得听他说了。

　　    我常常不太理解，就是那些人怎么可以做那些坏事，造谣、诽谤人，整人，打人……要叫咱们一撒谎就脸红说不出来。文化大革命我就学会一条，不正面回答问题，我绕个弯就觉得很费劲了。有的人撒谎、说人坏话象随地吐痰一样，而且随便造人的谣，为抬高自己打击别人，我真不能理解这些人。但是现在我逐渐地理解了一些，就是为了个人目的，当然他的微妙心理得慢慢琢磨。还得象我找的那个造反派头头那样谈。当然要找到这样的人，他还真肯对你说出来，这也是很不容易的事。

六

　　你问我和贺敬之的关系，最近广播电台国际部有位叫吴绪彬的同志写了一篇文章《贺敬之和柯岩》，里面大多都谈到了。你们可以和他要。一定要听我自己说？好，那我就简单地说说：过去在革命队伍里，大家接触都很自然。他的作品我读过，在我脑子里总觉得他是一个“老头”，不知为什么？后来我们青艺写剧本，让我当课代表去请贺敬之来讲《白毛女》的创作和演出。当时他在中央戏剧学院创作室，一见面，我说：“你是贺敬之？”他说：“啊，怎么啦？我就是。”我说：“我们还以为你是老头呢。”逗得大家哈哈大笑。

　　他来给我们作报告，领导让把我们写的剧本给他看。他来给我们评评：哪个剧本他认为写得好，问什么好？哪个他认为一般，为什么一般？当时我们的本子上都不署名，结果他说好，作者很有才能的那个剧本恰好是我写的，当时对这个剧本有些争论，写抗美援朝的，叫《争取早团圆》，主题是把后方的工作做好，更快取得前方的胜利，争取早团圆。写的有点诗意。当时有人说感情不健康，我不能接受。贺敬之说他比较喜欢这个剧本，因为比较有诗意，又比较完整，像个戏；说其它的还只是一个片段，不像一个戏，或是有些格调不高。他也说我这个戏思想性不高，把抗美援朝这样伟大的政治事件，只看成争取早团圆，思想境界比较低。但是他说能看出来作者的才能、潜力等等。然后说：“这个作者还写有什么作品啊？能给我看看吗？”当时我觉得他的意见我是能接受的。演出的时候，曲子作的也好，是个歌剧。演出的时候是作为要提高的剧目。对有的人批判我正不服呢，他的意见我又可以接受，这样我们开始接触了，谈谈作品呀，创作呀。那时候，我也不知道他有没有对象，他也不知道我有没有对象，就是一般谈事业。那时同志们接触，大家都很自然。

　　有一次他下乡回来，生肺病住在医院里，托人捎信让我去看他。我去看他，时间就比较充裕了，谈的也多了，越谈越谈得来，又知道彼此都没有对象。周围的同志也很关心，都劝我们尽快好。就这样好起来，谈恋爱了，但谁也没提要结婚。他说：“是不是要考虑这个问题？”我觉得他在业务上很有成绩、很出名，结婚好像我要沾他什么光似的，我说：“等我写出点好东西再说吧。”

　　结婚很突然。1953年，我参加赴朝慰问团，他到宿舍来看我。大家就一起起哄：“你们还泡什么？结婚吧。”人们一哄，我说：“还没跟组织报告。” 大家说：“我们去给你报告。”我们还坐着呢，去报告的同志们都回来了说：“成了，组织上同意，你们赶快结吧。”这怎么办啊？什么也没有。人家说：“你们买两床被面就行了。”晚上铺子都关门了，我们挤进去：“同志我们买两条被面。”第二天还是第三天就结了婚了，非常简单，领了一个结婚证，两人东西一搬，结婚不到一个礼拜我就到朝鲜去了。那时我们谈恋爱已经有一、两年了。

　　结婚以后，我觉得贺敬之对人宽厚。可能是一直挨整的原因，跟任何人发生矛盾，他首先都是自我批评。我脾气不好，很急燥。我们两个有时嚷嚷，嚷嚷完了又觉得自己不对，他总有两句自我检讨。有时生气了，他就说得比较长，把我说得都睡着了。人家都说我们比较好，其实矛盾也不少。我们是同行，共同语言比较多，他是延安整风出来的，延安文艺座谈会的文艺思想对他影响很深，社会责任感呀、对读者负责呀、党员作家的党性原则啊等等，所有这些对我影响较大。我也有比他优越的地方，我过去上学的时候参加学生运动，反饥饿、要民主，接触过一些资产阶级民主，另外接触的资产阶级艺术比他多。过去我上学的时候，不看中国电影，只看美国、英国电影，看外国小说。在这些方面我比他看的多些，比他视野开阔点。粉碎四人帮后，大家都开放了。以前在这方面，我们互相有矛盾也有好的影响。

　　我发表一些东西。人家也说：“那当然啦，贺敬之帮她写的。”年轻时听了真生气，气得哭。有时我写了东西根本不让他看，我自己去发表。后来年纪大了，人家也不说了，因为我在创作上也还可以吧。粉碎“四人帮”之后，我的《周总理，你在哪里》发表时他根本没看。因为他在文化部平反冤假错案也挺紧张的。当时发表后，有人说：“当然啦，贺敬之帮她写的。”黑帮当了十年，什么没经过？我就说：“就是就是，你有本事你也让他帮你写一个。”就不像过去那样，一生气就哭，哭够了，该干什么干什么。有的时候生气，就大喊一声。我们俩不一样，贺敬之就不这样，他总是说：“不要妨碍别人嘛。”他这个人一根筋，真忠诚，我党优秀党员。我不像他那么老实，比较调皮。

　　有的时候，我们在艺术上见解也不完全一样。他说：“你不要搞那么多样式。”我说：“我就要搞各种样式。”但我也听从他的劝告，一定是这种样式站住了才搞另一种。《人民文学》下一期要发我在中美作家会上的发言。我说：“生活是多种多样化的，只写一种样式的作家，常常容易不是重复别人就重复自己。有很多东西不能写诗，你专写诗不会写别的就像战士不会十八般武器一样。”像我的《寻找回来的世界》，只能写小说，写戏容纳不了，写一部电影都容纳不了，而写连续剧比较合适。你如果只写一种样式，就会把很多感情积累、生活积累白白浪费掉。每种样式都有它的独特的地方，就像边缘科学互相渗透，我觉得在文学上可以做这种尝试：诗中有戏、有画，小说、戏剧也可以尝试诗的结构，至少有诗嘛！

　　我的儿童诗，有意识地把刻划人物的细节、预料不到的戏剧效果放在诗里形成了我的特色。写小说，我不用小说家的那种手法，不写非常工笔的小说。我这部小说结构，基本是诗的结构，我把诗的特点运用到小说里了。人家说有诗的语言，我想这还不是主要的，主要的我是尝试用诗和歌剧的结构，有情有意处就大大抒发，需要时像歌剧一样有大段内心独白，对唱、合唱，没有的时候整个略过，比较提炼。要像写小说那样慢慢工笔刻划，六十万字也写不下来，我现在只写三十万字。

　　德国有部小说是世界名著，但咱们没有翻译，真奇怪。我看的是解放前的旧版叫《特棱克》，是类似传记体小说。作者是个诗人，完全是诗的结构。普希金的许多小说也是诗的结构，非常单纯但它比较跳跃，不必要的细节和描述完全没有。我写小说也想尝试一下，把诗引进小说，从结构上尽量既有戏剧性，又有诗的意境。使我的作品不同于别人。一个作家重复别人没出息，重复自己也没多少出息，在变化中找到自己一些独特的东西，这样总能给人一些新鲜感觉，给读者也是新鲜的感觉，然后慢慢形成自己的风格。我的特点是什么呢？我的特点是吸取各种样式之长，相互渗入又不断变化，以此表现出自己的特点。当然，这不是说现在我已做得很好了，只不过是在追求。

七

　　文化革命我们受冲击比较厉害。那时我已从剧院调到文化部创作室两年了，一开始剧院的头头就把我们业务干部抛出来，煽动群众把我揪回剧院。那时我还很单纯，正生病，揪回剧院我的态度不好，十分抵触。开始没说我是反革命，说严重错误。江青在京西宾馆正给部队开会，我们都不知道。光听说是批不写现代题材，文化部是才子佳人部、外国死人部，毛主席那些批评也知道，原来一听我们还挺高兴呢，我跟儿艺的一个导演高兴得很，说他们老搞大、洋、古，我们是搞现代题材的，这回我们大概行了。没想到，没过几天，把我们揪出来了。想不通啊，我就和贺敬之说。贺敬之还没被揪，当时他在《人民日报》工作。我跟他说：“这味道不对，” 当时是从病床上把我揪起来的，“这么残酷，人道主义都不讲。”贺敬之说：“主要是你这个人平时群众关系不好，你比较傲气，说话随便得罪人了。”我说：“你也准备吧，快揪你了。”贺敬之说：“揪我干什么？我不像你那样会跟人吵架，不可能。”没几天，造反派把文艺界的头头脑脑、“反动学术权威”统统揪到社会主义学院，成了黑帮窝。我到那儿一个礼拜，贺敬之他们就排着队来了，我一见他就笑，过去捅他，说：“嗨！怎么样，你也来了吧？”造反派马上吼道：“不准说话！”那会儿哪里想得到这一搞就是十年啊！

　　开始我坐那儿哭啊，一碰就哭，感到委屈，自己是革命的，怎么忽然成了反革命？后来军宣队来了，比较讲政策，军宣队都不敢和我谈话，一谈话我就哭。而且说的很多话都是很成问题的，我说：“……到底怎么回事？”军宣队说：“不要问了，好好考虑问题。”因为我要再问下去都是属于炮打的问题了。军宣队说：“你现在只有一个任务，这也是党的需要，就是考虑你的错误，考虑你的作品哪些有错误，你说来说去都上不了纲。”我说：“我根本就不在纲上嘛！”在社会主义学院关着，说老实话，解放军对我很好，应该说在那儿把我保护起来了。没多久把我揪回了剧院，遭的罪就别提了。当时支持我的就是信仰，我不相信共产党会永远这样。

　　其实我跟贺敬之的道路一直不是很顺，每次运动我们都挨整，说我们右。有时候，平常大家都是同志，支部书记突然决定开会批评某人，说：“你要发言。”我发不出，觉得不是那么回事。所以每次我们都是右。为什么文化大革命有人贴大字报说我是漏划右派？其实反右那会儿真没我什么事，我在工读学校。我这人从来不爱参加什么座谈会呀，表态、发言呀，我认为作家主要用作品说话。报上经常登某人参加什么什么会了……。有人劝我：“你老不参加会，人家把你忘了。”我说：“一个作家主要靠作品存在。”从那时候到现在我就是不爱参加会，那会儿我在工读学校体验生活，各种座谈会我一律没参加，没鸣放。后来一看，打出那么多右派，许多是青年创作会议上的朋友。青年创作会议北京代表团五十几个人，几乎全军覆没，就剩我和李希凡等几个人。他们多半是有人保，我是怎么回事呢？因为我根本没鸣放。

　　我一看报，坐在儿艺门口的石凳上就哭起来了，说：“多可惜，这么多有才能的人怎么都是右派？”得，这下被人记下来了，这个人一直想进创作组，始终没进去，就认为我是“宠儿”。通风报信来了，她就到处找材料，搜集我“右派”的材料，那时有几个被划了右派的朋友也乱七八糟胡揭发我，这位再添油加醋，无限上纲，……说我：“你是右派的感情、右派的立场，就是没鸣放。”我说：“没鸣放就是没鸣放。”她说：“你没鸣放，但你底下跟人说了。”但我有最过硬的一条，没鸣放。幸亏许多老同志坚持原则，没把我划右派。

　　拿贺敬之来说，反胡风的时候，因为胡风给他写过信，他给他回过信，就说他忘恩负义投入胡风的怀抱。胡风给他写过信，说：“你青年时发表的很多东西不错，过去写农村的从没这样写过……要向你学习。”贺回信说：“你是老前辈，我从你那得到很多启发，应该向你学习。”反胡风时，有人说：“党把你培养起来，你要向胡风学习？！你这不是投入胡风的怀抱吗？忘恩负义！”反胡风时他是重点。我跟他结婚后，动员我交出他的私信。我是团干部，运动里统统撤了，积极分子也不能当了。反右，我又是那种情况；贺敬之呢，更是被批为一贯右，反右倾贺敬之又是右倾，我也是右倾，我们一直没断了挨批。

　　但有一条，你们回头看看，文化大革命很多自杀的同志，除非是被迫害，打得不能忍受或有病的之外，差不多都是一帆风顺、没挨过什么整的。我们挨整，整到最后也就没事了。确实就没有事啊！贺敬之受一个处分，警告处分，1978年撤消了。说来好笑，他家乡的一个什么本家叔叔，他根本不认识他，他到北京来找他，就要在他这住，那时刚解放没多久，这个人住了一些天就跑了。原来这个人当过伪保长，贺已经到延安了，他根本不知道。这个事情当时整他整得很凶，这个事情不能够算什么。他从14岁离家，与此人毫无来往，来住了几天也没有跟他说什么。这个事查证清楚了，最后也没给处分。老干部进城这种问题很多的，就说以后要提高警惕，就完了。后来胡风的事，隔离审查半年多，也没事。后来反右挨批，反右倾时又批他，最后还是没事，最后说加在一块给你一个处分。这都没有过的事，哪有这样往一块加的？就是有的领导看你不顺眼。1958、59年忽然找后帐，那时不是要补划一批右派吗？也划不上，反正得给他一个处分。就这么到反右倾加起来给了他一个处分，也就接受了。到1978年平反冤假错案时才给去掉了。

　　搞群众运动，老是教育我们说：群众不怎么了解情况，你总不该要求他提意见百分之百准确。那时讲很多怎么接受批评的故事：有一个同志他根本不抽烟，他的司机给他提意见，说：“你整天抽烟，把车里弄得很脏。”他检讨说：“可见我脱离群众。这么多年我不抽烟，他都不知道。”就要用这种精神来检讨。用这种精神来检讨，那咱们缺点还是很多的。就这样，最后也没怎么样，但是“久经锻炼”了。相信运动后期会实事求是的，所以一直有信心，而有些一帆风顺的同志往往就受不了了……。

　　另外一个，文革时群众押着我们去看大字报，我看陈老总特棒，那时不是把陈老总拉下马吗？他说：“我舍得一身剐，敢把学生娃娃拉下马。”而且那时有他很多传说，陈毅黑话录我最爱看，还有就是总理的讲话。我属于“不老实”的黑帮，扫地，扫厕所时，老偷着看大字报，有人来了假装扫，没人就偷看，经常被造反派训：“干什么？！”我说：“不干什么。”他们吼，我就说：“要文斗嘛！”周总理讲：“什么叫黑帮？黑帮是阴谋反党的，有组织的。工作联系的不能叫黑帮，如果工作联系就算黑帮，那就乱了嘛！比如我的工作接触有上万人，怎么能这样算？”我看了心里有底了。因为我们和当时所谓那些大黑帮，都是工作关系、领导被领导关系，没有阴谋。另外看到陈老总的话。特别是有一次江青讲：“陈老总，我们还是要保你的嘛。”陈老总说：“我不要你们保，我没有那么干净，我也不相信我们这么大个党只有这么十一个干净人，我愿意和全体党员一起挨斗。”我一看到这儿坐在地上就哭，造反派押着我说：“哭什么？！”我哭啊，真伤心。我觉得全党在挨斗啊。陈老总的话是在教我们怎么做人，怎么革命，怎么当一个党员。我想，是啊，一个党只有十几个干净的？当时我也有这种想法，但不敢说。陈老总讲出来了，我觉得太对了。老一辈革命家还在，还在教我们怎么做人，做党员。那时王震同志也是有名的态度鲜明的老革命。我还在农垦部看到王震同志的大字报，说：“你们非要说我‘三反’，也对。因为我就是一贯地反帝、反封建、反对修正主义……”人家再斗他。他又贴出大字报：“我不是黑帮，你们这样斗我是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是错误的、不对的。”我想，可不是吗？我得好好向这些革命前辈学习。

　　我贴了一个大字报，一个小字报，往墙上一贴，就从牛棚出去了。我的女儿十一岁，她给我提着浆糊桶。我写：“我不是黑帮，不是漏划右派，更没有什么反党集团。”说老实话，不是黑帮群众不太清楚，不是右派大家知道，没有材料啊，但是不是反党集团群众就不知道了。所以我就写：“不是反党集团。反党集团是领导为了开脱自己捏造出来的，他的小本上都记着呢……我有错误，我的错误在我的作品上，白纸黑字，随时要批斗就叫我，关着我没用，我身体不好，家里还有孩子。”贴完大字报我就走了。实际上因为我长期下去生活，和剧院群众接触不多，没有利害冲突也没直接的恶感。贺敬之说我群众关系不好，那是他想当然。以为我在单位伤害过谁，没有过这样的事。在创作组，人家写东西找我看，我总是给人家很好地看。当然说我有意很好地去团结群众也不是，但没伤过感情，人家跟我也没有那么大的仇，何况我把“反党集团”的来龙去脉说得清清楚楚，所以也就没人再硬把我揪回去了。我出来以后，群众一开会我就拿个小板凳到群众边上一坐，看他们是不是轰我，要轰我，我准备跟他们说，你们没有理由轰我。不轰我就再往里凑一点。反正一点一点往里挤呗！

　　资反路线一反，革委会主任也下台了。我和几个平常比较了解的党员，其中有一个人造反派不要他，因为打人的时候他喊：“要文斗不要武斗！”这不是好党员吗？我们四个人组成一个战斗组叫“经风雨”。每天人家没事我们也到一个地方坐着看看小字报，学习，不敢逍遥，党员总得干点事啊。群众一打起来就要我们表态。我们可不敢掺乎，要不成了“挑动群众斗群众”了，所以我们态表得含含糊糊的，只是讲大道理，群众就说：“你们是什么‘经风雨’？你们是‘怕感冒’。”当然后来运动几经反复，就自然是又被揪回去了。

　　但是出来经了这么一段风雨，从老革命那儿，从总理那儿，从陈老总那儿，从王震同志那儿我看到老一辈革命家还在，革命还在。农垦部有很多大字报保王震。“你为人民立下了汗马功劳，谁敢动你一指头，我们就从新疆杀上京城，杀它个片甲不留。”从中我看到了群众的力量。

　　另外我多年深入基层的生活，也帮助了我，造反派们说的那些离奇的不合逻辑的事我根本不相信：谣言、诬蔑、不符合事实嘛！为什么有的人一下就相信了呢？他没见过。因为他没下过基层……我在农村、工厂、学校、部队采访过那么多英雄、模范……我见过朝鲜战场上牺牲的同志，见过被鲜血染红的山头，见过山头被削平几尺的焦土；我见过土改农村的干部、边防哨所的战士干部、工读学校的老师。我生孩子大出血，医生一救救好多个钟头，血库里的血浆不活泼了，医生、护士现抽自己的血救我，这么多党员统统都是黑党员啊？都是修正主义的党员啊？我就不信。生活里这些平平常常的、但又是英雄的事迹使我相信，我们的党、我们的生活光明是主要的，不象他们说的一团黑暗。我就不信。

　　贺敬之挨斗的时候也有这样的事。贺敬之被斗得很厉害，每天示众。有一次，把他的头剃得精光连眉毛也剃了，完全是侮辱人。我一看就哭了，问他：“他们打你了吗？”他说：“咳，小时候妈妈不是也打吗？”这件事给我印象非常深刻。那时也有人去悄悄对他讲：“你没事，注意身体。”对我也一样，有的红卫兵跑到家来，砰！一脚把门踢开：“柯岩，出来！”我出来，把我训一顿，走时又转回来说：“忘了拿东西，”躲开许多人回过头来对我说：“阿姨，你保重身体，我读过你的作品，你不是黑帮。”这种种情景，我终身不忘。

　　有外地一个同志，我们原来一起写过东西 。他九岁参加革命，他出来串联专门来看我。人家告诉他：“柯岩被关起来了，她是黑帮，态度还很坏。”这个同志说：“那我可以帮你们做做工作，你们把她叫出来我训训她，她能听。”我出来，他和我握手，造反派在旁边，我不伸手说：“你不了解我的情况。”他说：“我了解，你有错，要好好检讨，但你不是反革命，要经受党和群众考验。”说完还和我握手，我不伸手，他说：“你再不伸手我就拥抱你了。”这些事，我不会忘记。我们的党、我们的人民、我们的群众，包括很多造反派，很多人是跟着跑的。斗我，造反派喊：“打倒柯岩！”我不举手。别人我不知道，我知道自己。他们喊：“打倒牛鬼蛇神！”我就喊：“打倒真的牛鬼蛇神！”我属于“态度最不好的”。有时没人，有的人对我点点头，笑笑。我都忘不了，我认为这就是力量，你问什么支持我度过来的？是信念、党、人民、我所经历的生活，我所遇到过的优秀党员及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我还是比较明白的。

　　贺敬之的遭遇更惨。我出来之后就带着孩子和贺敬之的弟弟到剧协去贴大字报：“贺敬之是好同志，要奋斗就会有牺牲，死人的事是经常发生的，要挺起腰杆干革命。贺敬之从小参加革命，在战场上立过功。他的作品没问题，他有错误用不着把他关着。”我们像劫法场一样要把他劫出来。他自己也就贴了“造反”的大字报，出来了没多久又把他抓进去。后来总理说过话，把他调回了《人民日报》。后来《人民日报》反总理时，有人给他捎信，要他给江青写信，他不写。后来“四人帮”亲自点名把他送到首钢去劳改。贺敬之问：“我犯什么错误了？”支部给他做了很好的鉴定说：“你没什么，但你还是去搞创作吧。”实际上是遵旨把他送到首钢监督劳动。但首钢的同志们把他保护起来了。大家对“四人帮”的问题已经看清楚了，这是通过“那个”文化部弄下来劳改的人，肯定是好人。另外他1949年是接管首钢的军代表之一，那时首钢的一些积极分子、青年团员，现在都是首钢的干部。他们把贺敬之放在好的招待所的一间不好的房间，放四张床。哎呀，人民群众真是伟大，智慧得很。另外一个招待所很乱，伙食也不好；这边伙食好，环境也好，“四人帮”来查怎么办呢？他是钦犯，而且指定必须叫他在炼钢厂。1975年他已经五十岁了，心脏病，非叫他去炼钢，“战高温”，这都是不能违抗的。可到炼钢厂，工人群众就让他去炼钢厂的仪表车间，仪表车间的干部群众叫他坐那儿剪铜片，剪成一个直片，还表扬说：“剪得很好。”一些青年跟他发牢骚说：“我想不通，我读过你的作品，怎么你成了反革命了？”老师傅不让他和青年接触，怕青年嘴上没把门的，今天这么说，万一将来一误导，他会怎么说？老师傅就说：“上班别聊天，老贺跟我查表去。”老师傅前头走，他在后头跟着。四人帮的人来查，就说：“他比我们炼钢厂所有工人的岁数都大，我们也按照你们的指示放在炼钢厂了，仪表车间正好要人，他在仪表车间干活，干得很好。”“那个”文化部一来人查，工人就在他住的房间里拉一堆绳子，挂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一看好像是个破窝，但其余三张床从不派人住：“你好好睡吧，甭想那些，没用。”完全是把他保护起来了。

　　我们去劳动的时候住在村里。大娘也经常劝我：“不能回家见孩子，想宽点；斗你，也别生气，没有过不去的河……”像这些我都不会忘记，所以我始终有信心。那时我身体不好，来人就斗。我性格也不好，总是挨打，身体一直不好。但是我就是要活着，活着看你垮台那一天。有些老同志对我很好。文化大革命我去帮贺敬之“造反”贴大字报，很多老同志都能看着哭。民不畏死，古人抬着棺材上金銮殿都敢，也就那么回事！再说瞎交代活着有什么意思？不活也要把话说明白。有人说，你要在外地早被打死了，确实是。但在北京，知识分子堆中这样也就活过来了。

　　很多孩子对我也很好。这次文化大革命跟以前历次运动不同，都是保爹保妈派，一来划清界限的还是少数，后来有位老美术家心脏病很重，都是想不开喝酒喝的。我说：“你干吗要这样？不想活了？别介，活着，活着看他们垮台呀。”老同志说：“有那一天吗？”我说：“当然。”老同志就哭了，说：“好，我活着。只要他们垮台，我天天请你吃酒席。世界上只有一个人跟我说过这话，就是我老婆，但是我不相信。因为我觉得她是为了安慰我，现在你说这个话，我相信了。”他们老管我叫小迷糊、小柯。那都是老同志啊，（其实我说这话时也已四十了，）所以他说：“像你这样年轻的同志说出这样的话来，就觉得有力量。到了那时我每天请你吃酒席。”“四人帮”垮台，这位同志在安徽，我托人给他捎信说：“小柯要吃酒席。”他马上就明白了，急急慌慌地回来了。

八

　　粉碎“四人帮”以后，科学的春天来了，文学的春天来了。思想解放给我们提供了非常广阔的天地。思想解放，党的三中全会、最早的剧本座谈会，耀邦同志就提出来了。大家都有这个经验教训，确实不能再像过去那样，因为一个作品把人打成什么、什么，绝对不能再重复我们青年时代的错误了。因此这些年我们是在这样做，包括我的作品，包括我们所做、所为的一切。

　　多少年来我们一直受左的迫害，我是坚决拥护反“左”的。但是反“左”应该用什么来反，应该用四项基本原则，而且用正确的马克思主义来反“左”，不要以极左反“左”，但也不要以右反“左”，更不要以资产阶级自由化否定革命的一切，泼脏水不能连孩子一起泼掉。

　　伤痕是客观存在，谁也抹杀不了。但是我们作为老同志来讲，上了年纪又参加革命几十年，该算老同志了吧？应该告诉青年，伤痕是要医治的，不是为了展览和漫骂的，更不是以漫骂和诅咒作为入身阶梯的。1979年，我在一次编辑会上提出时，并不是所有老同志都同意，说：“你要这样说有人就不敢写了，要宽些，再宽些……”他们根本没想到这样无边无际无原则的“宽”定会害人的。我们从小、也就十几二十岁吧，组织上对我们要求很严，反复教导我们要立足世界观的改造，和群众打成一片……，我至今非常感谢这种严格要求，因为严格引导，不姑息才会使青年成材。我说：“伤痕是客观存在，并不是十年浩劫才有，大革命时期没有伤痕吗？有多少人人头落地？长征、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没有伤痕吗？我们的前辈没有站在那儿展览伤痕。哎呀，他怎么炸掉一条腿呀？子弹射穿了他什么地方呀？血是红色的？还是粉红色的？伤疤是什么形状？他们并没在这上面描花绣朵，研究这个，而是擦干了身上的血迹，掩埋了同志的尸体，又继续前进了。十年浩劫，我们确实损失很大，造成灾难深重。我们应该采取什么态度？是展览还是治疗？我认为应该医治。伤痕是客观存在，我不否认，但一定要医治它。这点做为我们党员，受党教育几十年了，恐怕要有这么点责任感吧。”

　　生活里不可能尽如人意，但是总是要看到生活里的美好的事物才能使人有力地生活下去，当然，绝对不能粉饰生活，我也从来是说真话决不说假话，但是不同的眼睛、不同的立场、观点、方法观察同样的生活，会看到不同的问题，得出不同的结论。我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总是会发现一些美好的人、美好的事物，当然我也绝不把它片面化，而是从中汲取力量来与丑恶做斗争。

　　我的作品力求既有歌颂也有揭露。《寻找回来的世界》揭露得够尖锐的。薛老太太和她的后台那些事够缺德的，我照样揭，那些人跟薛老太的心理我努力去写。而且预示这场斗争并没有结束，摇身一变成为超解放派之后的斗争就会更复杂，也因此戳到了一些人的痛处，有的人不喜欢这本书和这个不是没有关系的。但是我想，我要如实地反映生活的面貌，生活总还是要给人力量，给人美好向上的东西，不然自杀算了。生活就是有美好的东西，有值得你活下去的东西，有值得你去为之奋斗的东西。我觉得社会主义事业就是这样，它值得我活下去，为它奋斗，值得我为它受苦受难，值得我为它又哭又笑……。

　　最近台湾来了一些作家，他们在这儿对我们大讲社会责任感，而我们的一些作家一提社会责任感就被某些人骂为极左，我不同意这种论调。我们极左的东西有，特别是在地方上，行政命令啊，强迫干预呀，一言堂、当面骂，背后造谣生事呀，什么都有。但一谈社会责任感就是极左，这点我接受不了。一个作家不谈社会责任感，创作为了什么呢？就为发泄自己的私欲、私愤，展览自己的性解放？对青年会有什么影响？搞儿童文学使我更加有体会，要考虑青少年和儿童的年龄特征，考虑他们的识别力和判断力。现在市上有些报刊办的不好，乱七八糟什么都登，我们怎么能不考虑社会责任感？我们是共产党领导的国家，我们流血牺牲多少年，死了多少同志才明白了一个道理，现在我们要把这个道理丢掉吗？我是不赞成的。我当然也是反对极左的，在极左时棍棒横加，那是写不出东西的。我们也是深受迫害的，有趣的是，那“左”的时代时一直批我小资产阶级温情主义，资产阶级人性论，批我右，……特别是十年浩劫，干脆成了反革命。可那些人现在张嘴就骂我们“左”、僵化、反对改革开放……就未免太可笑了。反正随你怎么转吧，我还是赞成邓小平同志讲的，既要反左又要反右，进行两条路线斗争。我坚决拥护。

　　另外当一个作家应该把自己放在一定的位置上。现在连台湾的作家、海外的作家都谈作家的社会责任，连日本、欧美、亚非拉都在抵制坏书，抵制那些东西，我们社会主义国家的作家难道应该毫无节制吗？，不该做得更好一点而是自甘堕落吗？一个人活着，古人告诉我们，有所为有所不为，有很多东西不是不能，而是不为。

　　“非不能也，是不为也。”人类社会进步到了今天，难道我们还不如古人？真的为了时尚或假装开放，就连起码的良心和廉耻都不要了吗？我相信，这些东西慢慢地会被人民识别。我始终认为，我们的生活、包括文艺界在内，我在中美作家会上也讲到，我们文艺界的生活，像我们整个社会生活一样，大大的光明小小的阴影。有矛盾、有纷争、也有烦恼，但是只要我拿起我的笔，我就有我的追求。怎么能让我的作品活得比我的自然生命强一点，长一点，我就十分充实和快乐了。

　　（采访时间：1985年1月29日）

　　附记：这篇采访笔记是根据1985年采访时的谈话内容整理而成的。柯岩是个永不停顿的作家，几十年来她始终笔耕不辍，就在这篇小文脱稿不久，由她自己改编的与小说同名的电视连续剧《寻找回来的世界》就上演了，不但当时引起了轰动，而且长演不衰，一连获得七项国家级大奖，至今给许多人留下了深深的记忆。从那时到现在，她虽然一直缠绵病榻，但在报告文学、诗歌、小说和影视等多方面的创作领域中仍然新作叠出，其中影响较大的有：1992的电视系列剧《仅次于上帝的人》（播出时更名《红蜻蜓》，1992年—1997年长篇小说及同名电视连续剧《他乡明月》，2001年的涉外散文《中国•美国》、《NEW ORLEANS的鳟鱼们》、《墨西哥的疑惑》等，2002-2003年的散文集《和“巨人”对话》、《人的一生，都在路上》，1989-2004年的长篇小说《CA俱乐部》，更是一经出版又立即硬起来强烈大反响。此外还有二三十年前、甚至半个世纪前的再版和重版的诗集《柯岩诗存》、《帽子的秘密》、《想不想画得比我好》，报告文学集《奇异的书简》等等，一再印证了其作品顽强的生命力。

　　柯岩主要著作年表：

　　1947年：《我的同窗》，希理达中学校刊； 散文《夜》、《孤独》，《湖北日报》、《武汉日报》。

　　1950年：独幕剧《中朝人民血肉相连》，曾连续上演数百场，青年艺术剧院首演。

　　1951年：歌剧《争取早团圆》。

　　1956年：诗集《帽子的秘密》，人民美术出版社，2006年湖北少儿出版社重版。

　　1957年：独幕剧《相亲记》，《剧本》12月号，中国青年艺术剧院、中国北影剧团等全国各大小剧院(团)曾多次连续上演；诗集《最美的画册》，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诗集《“小兵”的故事》，天津人民出版社，诗集《大红花》，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

　　1959年：剧本《娃娃店》，长江文艺出版社；歌剧《双双和姥姥》，上海文艺出版社；诗集《小弟和小猫》，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

　　1960年：诗、剧集《小迷糊阿姨》，作家出版社；1979年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重版。

　　1963年：诗集《我对雷锋叔叔说》，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

　　1965年：诗集《讲给少先队员听》、《红灯绿灯和警察叔叔》、《照镜子》，少年儿童出版社。

　　1978年：诗集《我的爷爷》，天津人民出版社。

　　1979年：诗集《周总理，你在哪里》，四川人民出版社；诗集《小熊拔牙》，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

　　1980年：歌剧《记着啊，请记着……》，四川人民出版社；报告文学、散文集《奇异的书简》，四川人民出版社。

　　1981年：《童画诗情集》，外文出版社；《柯岩儿童诗选》，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1983年：《柯岩作品选》，广东人民出版社。

　　1984年：题画诗集《月亮会不会搞错》，新蕾出版社；题画诗集《春天的消息》，人民美术出版社；长篇小说《寻找回来的世界》，群众出版社，后由外文出版社翻译出版。

　　1986年：诗集《中国式的回答》，四川文艺出版社。

　　1987年： 报告文学集《癌症≠死亡》，四川文艺出版社。

　　1988年：《永恒的魅力——一个诗人眼里的宋庆龄》，百家出版社出版。

　　1990年：小说及电视剧本《妈妈不知道的事情》，北京少年儿童出版社；诗集《荷的王国》，中国文学出版社：电视系列剧本《仅次于上帝的人》，人民教育出版社。

　　1991年：《柯岩儿童文学论集》，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

　　1992年：长篇小说《他乡明月》，中国文联出版社；同名电视连续剧本，1995年由花山文艺出版社出版。

　　1993年：小说集《道是无情》，中国文联出版公司。

　　1996年：《柯岩文集》（六卷），青岛出版社。

　　2002年：诗集《柯岩诗存》（重版），中国摄影出版社。

　　2003年：散文集《和“巨人”对话 》、《人的一生都在路上》，大众文艺出版社。

　　2004年：散文集《六十年后的作业》，湖北少年儿童出版社；长篇小说《CA俱乐部》，中国协和医科大出版社。

　　2005年：诗画集《想不想画得比我好》，中国摄影出版社；报告文学集《奇异的书简》（重版），人民文学出版社。

　　主要获奖情况：

　　小说影视类：

　　《寻找回来的世界》小说及同名电视连续剧，1984—1987年获公安部金盾长篇小说奖、电视剧飞天奖、金鹰奖、国家教委特别奖、宋庆龄基金会文学剧本奖、中国作协儿童文学奖等七项全国性大奖。

　　长篇电视系列剧《红蜻蜓》，1992—1993年获五个一工程奖、金鹰奖、人口文化奖两项全国性大奖。

　　电影剧本《妈妈不知道的事情》，199？年获中国儿童电影厂全国文学剧本奖。

　　长篇小说《他乡明月》，1995年获全国优秀图书奖。

　　长篇小说《CA俱乐部》，2005年获全国妇联、共青团、文化部、文联等七个国家部委联合颁发的人口文化长篇小说一等奖。

　　此外，中篇小说《高压氧舱》等或其他各种文学奖，不计。

　　报告文学集散文类：

　　《船长》、《奇异的书简》、《美的追求者》、《特邀代表》、《癌症≠死亡》等分别获第一、二、三次全国报告文学一等奖。

　　以上个片连同《葡萄城人》、《岚山情思》等多种多次重复获全国各大刊物讲，难计。

　　诗歌类：

　　诗集《“小兵”的故事》，获全国少年儿童文艺创作一等奖，

　　《童画诗情集》，获新时期（1979—1998）优秀少年儿童文艺读物一等奖。

　　《我们该怎样回答》，199？年获中国人民解放军优秀诗歌奖。

　　诗集《月亮会不会搞错》，199？年获新闻出版署、中国作协等七个国家部委颁发的一等奖。

　　诗画集《想不想画得比我好》，2006年获国家优秀图书奖。

　　至于《周总理，你在哪里》、《请允许》、《种子的梦》、《神奇的子》、《生活曾经骗过我》、《烟火》等作为诗及被谱曲后多次在各地重复获各种奖项，难计。

来源：左岸会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