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对瑞典的误读，往往是从“蛋糕”的概念开始的。在我们把社会保障视为蛋糕的同时，也产生了这样的概念，即：要想有相对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必须先把经济搞上去。

但在上世纪３０年代初，瑞典社会民主党开始着手实现他们的理想——建立“人民之家”的时候，他们并没有把社会保障仅仅视为蛋糕。那个时候，即便有一块可供切割的蛋糕，它也并没有多大。瑞典社会民主党苦心琢磨的是，怎样才能建立起一个“自由、平等、民主和合作的社会”，为经济的持续、稳定发展奠定基础。用通俗点的话来说，就是如何更公平地划分蛋糕。

瑞典无穷人

简略地回顾一下瑞典ＧＤＰ的增长过程，会有助于我们理解社会保障在瑞典模式中发挥的作用。

１９３２年，瑞典社民党在大选中获胜，并连续执政四十多年，从而成功地创造了瑞典模式。当时，瑞典的人均ＧＤＰ是１２３４．９瑞典克朗（１瑞典克朗约合１元人民币），在欧洲排名大约为第７位。１９６０年，即社民党执政差不多３０年后，瑞典的人均ＧＤＰ达到了８６１５瑞典克朗，越过了人均１０００美元的关口。如果不是经历二战，这个过程应该会更短一些。战后，瑞典的社会福利体制逐步建立，全民就业、全民养老金、全民医疗保险、全民免费教育一项一项的计划逐步落实，瑞典进入了一个“黄金发展期”。到了１９８０年，瑞典人用了大约２０年的时间，使人均ＧＤＰ达到了５７１６１瑞典克朗，比１９６０年增加了约６．６倍，瑞典不仅成为世界上最发达的国家之一，而且在联合国的社会发展排名中名列第四。

瑞典给世人展示的当然不只是爱立信、沃尔沃、宜家这样一些象征经济实力的企业和名牌，更是一个公平、透明的社会。这后一点，通过对瑞典穷人与美国穷人的比较可以看得更清晰。１９９０年代初我在瑞典学习时的房东——退休老人诺迪鲁斯，每月的退休金只有６０００多克朗，当时约合１０００美元。从收入上看，他应当属于１０％的最穷者。但他住着一幢属于自己的独门独户的两层小楼（瑞典人均住宅拥有率要远高于美国），也就是我们常常在中国的房地产广告上看到的“独幢别墅”。小楼后面有个小院子，种着各种各样的花草，另外还有一个玻璃花房。老人的邻居是一位大学教授，也住着同样的独幢别墅。诺迪鲁斯的两个儿子全都读了瑞典的名牌大学，老大是教授，老二是工程师。而在美国，跟诺迪鲁斯一样每月只有１０００多美元收入的人，很难靠自己的积蓄来供孩子读名牌私立大学，也肯定住不起这样的房子。

我这位房东之所以买得起房子，主要是因为他不需要为孩子上学存钱，也不需要为自己退休后看病存钱，他没有“后顾之忧”。比如医疗，瑞典实行全民医疗保险。我在瑞典工作时，如果一年之内看病的费用，包括挂号、买药、打针、检查、化验等等，超过了１８００瑞典克朗（以现在的比价换算，相当于同样数额的人民币），这一年再看病就全部免费。

差别当然还有很多。一位瑞典朋友告诉我，在瑞典即便月收入不高，只要满１８岁，就很容易获取贷款，银行有时根本不加细问。而在美国，这是绝不可能的事。很多美国穷人甚至连账户都开不了，拿到工资支票后，只能再到典当行去兑现，而典当行往往会收取相当于兑现金额３％至１０％的手续费。统计显示，美国约有２８％的工薪家庭需要这样的服务。这个比较其实反映了两种不同经济模式下生活质量的不同基础。美国人更倚重收入，生活质量受收入影响较大；瑞典人倚重的是社会福利，福利则要靠比较公平的分配来实现。

如果仅仅从收入上看，瑞典与美国差距的确不小。但全民免费教育值多少钱？全民医疗保险又值多少钱呢？所有这一切加在一块儿，又给瑞典人的生活质量带来了什么呢？世界卫生组织官员的报告说，如果在统计时考虑到医疗费用的话，亚洲的贫困人口至少要比现在多７８００万。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马蒂亚·森说过：“对诸如这样一些重要的事——活得长久一些的自由，逃脱可以避免的疾病的能力，获得有适当报酬的就业机会，在和平的、无犯罪的社区生活——收入水平常常可能不是恰当的指标。”假如一个社会越是需要个人用金钱来购买生活质量，那它就越是有可能出现更多的不平等。因此，比较瑞典人与美国人的收入似乎没有太多的意义，换句话说，如果硬要比较的话，那就是瑞典人收入的含金量比美国高。我们还可以说，瑞典的穷人生活得远比美国的穷人体面，而穷人的体面直接决定着社会的和谐与稳定。

把危机变成转机

１９世纪的瑞典还是一个贫穷的国家。瑞典的工业革命来得比较晚，起步于１８３０年代，真正开始发展是到了１８７０年代。在英德等国工业革命的带动下，瑞典成了铁矿石、木材等原料的供应国。当时瑞典工人的生存状况非常恶劣，既买不起他们自己生产的产品，政治上也低人一等。当时规定，参加议会和地方选举的条件是年收入必须超过８００克朗。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瑞典作家斯特林堡在《红房子》一书中描述过当时一位木匠的心里话：“太太们啊，老实告诉你们吧，日子已经苦透了，而且以后还会更苦，但是到了那一天——那一天，我们要像瀑布似的吼叫着从贫民窟中汹涌而出，我们将要回到我们的床上，是要回吗？不，是夺回！” 和许多西欧资本主义国家一样，如此恶劣的工人生存状况也意味着整个社会进入了一个动荡期，随之而来的是社会主义运动的兴起。

在早期的瑞典社会主义运动中，有一个重要人物，名叫奥古斯特·帕尔姆，他在德国、丹麦参加过工人运动。１８８１年，帕尔姆从德国回国后，在南方城市马尔默做了一个历史性的演讲，题为“社会民主主义者要的是什么？”他的主要观点是社会主义者并不要求平分所有的资产，而是要把资本家们拿走的、工人应得的那一部分要回来。他举例说，工人拿了５０克朗，资本家也拿了５０克朗，但资本家是一个人，工人是５０个人，所以这就是不公平。工人要团结起来，与资本家作斗争，但目的并不是要把资本家所拥有的财产全都夺回来，而是推翻资本主义体制，由国家来做更加公平的重新分配。

１８８９年，瑞典社会民主党（ＳＡＰ）成立，当时它的终极目标虽然是消灭阶级，建立一个没有阶级的社会，选择的路线却是争取普选权，而不是走暴力革命的道路。后来社会发展的结果表明，工人一旦获得普选权，就形成了影响国家政治的重要力量，就有可能在现存体制下实现改变分配体制的可能，与此同时他们也失去了实行全面社会化（国有化）的意愿。所以，瑞典社民党领导的工人大罢工大多是和普选权联系在一起的，直到１９２１年，瑞典实现了全民普选权。强大的工会运动使社民党有了长期执政的可能。

１９２９年世界性的经济危机给瑞典以沉重打击，失业率飙升，贫富差距不断拉大。过了两年，北部的奥达伦发生罢工，政府派兵镇压，打死五人，这是瑞典近现代史上最著名的惨案，导致动乱升级。同年，“火柴大王”克鲁格因股票泡沫破灭而自杀，将众多瑞典企业拖入泥坑。首相埃克曼因被揭露拿了克鲁格的“补贴”，致使内阁倒台。严峻的事态表明，和许多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一样，瑞典也走到了改革的关口。

１９３２年，社民党上台后实施“人民之家”的计划，开始了福利国家的建设。瑞典的变革与当时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国家出现的变革大体是同步的，不同的只是，瑞典的工会运动更为强大，而平等、妥协、合作的理念已经深深地渗透进了瑞典民族的传统之中。特别由于工会运动的强大，瑞典的社会力量达到了一种新的平衡，当工会、雇主协会和政府三方的代表坐在谈判桌前时，他们实际上很多时候是在决定着这个国家的命运。劳资双方在政府的协调下通过谈判最终达成了工资协议，实际上也为确保国家经济的运转寻找到了一个最佳的结合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