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不久德国汉学家顾彬先生在“德国之声”上发表谈话。他点了几个当红中国作家的名，然后毫不留情地说他们的作品是“垃圾”。 

      “垃圾”，《词源》的释义是：“脏土和扔弃的破烂杂物。”但顾彬也可能在另一种意义上使用了“垃圾”一词，即花了一大笔钱买了一大堆装璜漂亮的书，可读了几行，就不想再读下去，于是就把它们打发到垃圾桶里去了。

　　这其实是绝大多数书籍的命运，且中外皆然。使顾彬对中国当代文学如此不满的原因，是他不幸曾经是一位中国现代文学专家，当他从中国现代文学冒失地转入中国当代文学时，他本该有所心理准备，以平庸的心态来面对一个文学平庸时代的作品。瑞典汉学家马悦然先生（诺贝尔文学奖五评委之一）就避免了顾彬的这种愤世嫉俗的怀旧作风，因为他从一开始接触的就是中国当代文学，认为中国文学就是这个样子，何必太认真。

　　假若把顾彬和马悦然不是看作两个人、而是两类人的标签的话，那么，我们中国的诗人和作家恰好可以分为两大类，即少量的顾彬主义者和大量的马悦然主义者：前者留恋过去的文学，但在这个不古的时代，又缺乏文学的繁殖力，除了愤世嫉俗，似乎已无回天之术；后者的文学繁殖力倒是旺盛，可创造出来的却是过眼烟云，享受着不被人阅读却依然被人所知的幸运。

　　怪我们的作家和诗人吗？不能怪他们。不是有什么样的作者，才有什么样的读者。恰恰相反，有什么样的读者，就有什么样的作者。而这是一个通过电视来了解《三国演义》和《论语》而不是直接去阅读《三国演义》和《论语》的时代。

　　我们何以对文学如此轻薄？难道说，整个民族的优秀智力如今全都倾注到了商业和科技上，而短暂忽略了文学？惟一给我们安慰的是，如今整个世界似乎也差不多同样平庸。顾彬和马悦然在中国当代作家中没有发现令他们为之一振的人物，可他们各自的文学同胞也没有让他们感到自己生活在文学的黄金时代。（中国社科院学者 程巍）

稿源：世界新闻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