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人具有深厚的精神担当的品格，这种品格突出体现为一种忧国忧民、济世救国的政治情怀。从屈原的“众人皆醉我独醒”，到孔夫子的“大道天下”，到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一切编织成一个绵延的思想传统。这一思想传统移植在中国现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身上，蝶化为“五四”启蒙精神。因此从精神谱系上说，中国现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与中国传统文人是一脉相承的。这就决定了中国现代文学强烈的现实品格和浓郁的政治情怀，因此鲁迅将自己写小说看成是声援“那在寂寞里奔驰的猛士，使他不惮于前驱”的“呐喊”。中国现代文学正是以其浓郁的政治情怀，才成为思想启蒙的重要营垒，才密切融入中国现代化运动中，也才有效地承载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担当。
知识分子的政治情怀不会始终与政治现实尤其是政治权力协调一致，二者之间的矛盾对立往往导致文学屈从于政治现实、知识分子逐渐丧失独立品格。改革开放为知识分子独立意识的觉醒创造了条件，但当时不少知识分子把独立品格与政治情怀对立起来，甚至质疑忧国忧民传统的正确性，从而放弃了对于社会的精神担当。因为对社会职责的放弃，知识分子独立意识的觉醒反而导致了知识分子的自我放逐。这一点在文学中表现得尤为突出：上世纪80年代的文学一度引领着思想解放的潮流，但到了80年代末期，伴随着“向内转”，文学逐渐从政治、思想、社会批判等阵地大幅度地后撤。后来，有人抱怨说文学被边缘化了，但是从一定意义上说，文学边缘化不是一个被动式，而是自我放逐的必然结果。
所幸的是，淡薄政治情怀并没有成为文学的主潮，更多作家则是在尝试着以新的文学叙事来表达政治情怀，日常生活叙事逐渐兴起并蔚为大观，从根本上改变了宏大叙事的一统天下，但是日常生活叙事并没有取代宏大叙事，相反激发宏大叙事突破过去的僵化模式，构成了当代文学中宏大叙事和日常生活叙事交相辉映的状况。两种文学叙事表达了两种不同的政治情怀，借用吉登斯的理论，我把这种两种政治情怀分别称之为解放政治的情怀和生活政治的情怀。新时期以后的拨乱反正，也就是中国本土在20世纪末期重新启动现代化的“解放政治”。但发生在中国本土的现代化又是一种后发式的现代化，它使前现代、现代、后现代处在同一时空之中，具有鲜明的“时空压缩”的文化特征，因此生活政治在社会领域中占据着越来越多的空间，它们需要通过文学叙事获得认同。解放政治的情怀和生活政治的情怀在中国当下的现代化处境中是相互依存，相互补充，形成纠缠在一起的难舍难分的关系。这对于新世纪以来的文学叙事来说，便提供了更为广泛的选择，因而决定了文学叙事的多样性和变异性。举例来说，主流文学与边缘文学，体制内文学与体制外文学，现实性的文学和个人化的文学，这些看似相冲突的文学类型却能相安无事地并存在一起，它们其实在各自倾诉着各自的政治情怀。
中国的改革开放向着纵深发展，在取得令世界瞩目的成绩的同时，现代性所带来的问题也凸显出来，如欲望扩张、精神匮乏、贫富悬殊、城乡差距、生态恶化等等，这些问题关乎民族的命运和未来，也关乎每一个人的个体精神的健康健全的成长发展。因此，一个真正有着精神担当的作家应该既有生活政治的政治情怀，又有解放政治的政治情怀。只有将二者结合起来，才能真正解决当今社会的问题。这无疑给将宏大叙事与日常生活叙事融合为一体提供了政治上的可能性。事实上，当代文学进入到新世纪以来，这两种叙事的融合已经成为一种趋势，它让作家们的精神担当越来越落到实处。
